2014-8-5
One red princeling Hu Shiying posted a photo of a private gathering of China's red princelings, in which a infamous red guard Song Yaowu appeared.
The party was hosted by Xi Jinping, then CCP Party Boss in Zhejiang Province. Others appeared in this photo includes Bo Xicheng (son of Bo Yibo and brother of Bo Xilai), Liu Yuan (son of Liu Shaoqi), Wang Qishan (son in law of Yao Yilin), Yang Li (daughter of Yang Shangkun), Chen Yuan (son of Chen Yun) among others. Song Yaowu is the women 4th from left in the front. Xi Jinping is 3rd from right in the second row.
Song, together with another Red Guard Deng Rong (daughter of Deng Xiaoping), killed their teacher Bian Zhongyun, the first teacher to be killed by students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cident opened an era when red guards across the country were mobilized to take over schools by violence. Many more teachers would be tortured and killed in the next few years.
One of those from whom Hu Jie got evidence was another teacher at the school, Lin Mang.In the film Lin states that the Red Guards beat Bian Zhongyun in a toilet room. He described one of the perpetrators as a tall, thin girl. Lin also stated in the film that Red Guards forced him to carry Bian's body after her murder.
Based upon subsequent additional credible evidence received,the tall, thin girl who Lin saw beating Bian was Liu Tingting, daughter of Liu Shaoqi, the president of China.徐静蕾的情人http://amocualg.blogspot.tw/2015/08/blog-post_99.html老芒克、王朔、叶大鹰(这人是中共权贵子弟跟六四屠夫之一李鹏家族是亲家关系)、何平、三宝、郑均、张亚东、黄觉、韩寒、佟大为、姚秀强（信息时报编辑,后辞职在新浪网站当编辑）、李琛（徐静蕾的前经纪人）、、、、、、
个个都是找情人、包二奶、玩劈腿的男人 
孙梅生，男，山西人，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教授，系主任。1966年夏天，他遭到批判和“斗争”，他卧轨自杀。
孙梅生在北京师范学院后操场外的“丰沙线”铁道上自杀。有人看到，他先坐在铁轨旁边看报纸，火车来了，他迎着火车冲上去。火车把他撞死了。
孙梅生的一个同事说，孙梅生为人谦和，很有幽默感，以教书出色闻名。听到孙梅生的死讯，她非常难过和震惊，就到火车轨道旁边去，想和孙梅生遗体告别。她只看到了孙梅生肝部以下的半个身体。他的肝脏流出在外，而且只剩下一条腿。她没有敢看第二眼，因为太可怕了。
孙明，男，南昌妇幼保健医院院长，著名妇产科医生，1968年被指控为“特务”，在被“审查”中自杀。请读“高景星”。
孙明哲，原为北京地质学院政治课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后下放劳动，“摘帽”后分配到教务科工作。他与另外两位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教师吴鸿邦和李锦才（其中一人还未“摘帽）合作用数学方法研究国民经济计划中的问题，文革一开始就被指控为地质学院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孙明哲在1968年8月“工宣队”进校后自杀。
孙荣先，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教研室讲师，1968年被逼供而自杀身亡。
陕西师范大学在1966年有7名教职工被害死，在1968年又有7名教职工被打死或者被迫自杀。14名受难者中10人是教员。
孙若鉴，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因所谓“政历问题”（历史上的政治问题）被“批斗”，1968年7月21日上吊自杀。
孙为娣，男，约18岁，江西省德兴县德兴中学（现德兴一中）高中学生，是德兴中学的“三七”组织成员。“三七”组织因毛泽东1967年3月7日发出的关于学校文革的指示而得名。学校中还有另一派组织叫“东方红”。两派对立。1968年7月，孙为娣被对立派组织的人抓起来毒打致死。
孙泱，男，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文革中遭到长期“批斗”，1967年10月初死亡，被宣布为“畏罪自杀”。他的妻子石崎也遭到殴打、侮辱和关押，被打断两颗门牙。
孙玉坤，女，北京西交民巷前细瓦厂2号居民，1966年8月29日被红卫兵打死。时年58岁。她的妹妹孙启坤是一个退休会计，比她早两天被打死。请参看“孙启坤”。
孙炽甫，男，上海位育中学（五十一中学）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文革中受到残酷“批斗”，1967年跳水自杀，年龄为30多岁。
文革开始的时候，孙炽甫仍然戴着“右派分子”帽子，因此，比其他教员受到更多更严重的迫害。1967年，他的母亲从乡下来看他。他在送母亲回乡下的船上，跳水自杀，尸体也没有找到。他死的时候30多岁。因为从1957年就是“右派份子”，一直没有结婚。
孙琢良，北京东厂胡同2号居民，眼镜师，1966年8月24号与妻子一起在家中被毒打致死。那一天在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能配置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商店，拥有自己的住房。1966年，这是红卫兵抄家和打死他们夫妇的“理由”。
谭惠中，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1968年被关在学校，多次惨遭毒打逼供而死亡。
陕西师范大学在1966年有7名教职工被害死，在1968年又有7名教职工被打死或者被迫自杀。14名受难者中10人是教员。
谭立平，男，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学生，父母在香港，1968年被指控为“特务”，被关押在学校地下室里。遭到殴打侮辱。他在被关的地方上吊自杀。
谭立平的同学说，他是个文质彬彬的人，父母在香港，他独自在上海读书。他和同学张戈，后来是上海电视台的导演，曾经一起到离上海不远的舟山去玩。当时照相机是比较稀罕的东西。谭立平有照相机，他在舟山拍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有的是在海边拍的。当时在学院里掌权的人说，把这些照片连起来就是海岸线，就是中国海军的军事秘密。这些照片是要送给美国和台湾的军事情报。拍这些照片是特务活动。谭立平本来就是从香港来的，他为美国和台湾当特务。――就用这样的逻辑，他们把谭立平关在地下室里“审查”。
当时戏剧学院被关在地下室里“审查”的人，包括女学生，个个都遭到毒打。最常用的方式是用拳头和棍棒打，还用铜头皮带抽。还有一些打手练了“功夫”：他们能一脚把“审查对象”勾倒，令被打者立时扑倒在地，然后把被打者一把拎起来，被打者刚刚站稳，他们又一脚勾去，把被打者又勾倒在地，如此一下又一下，连着几十次，被打者痛苦不堪，打手们则乐此不疲。
谭立平在被关的地方自杀。他上吊自杀。特别之处是，他是横着吊死的。他把被单撕开成条状，拧成绳子，打成活扣，挂在窗户上。因为是地下室，窗户不高，人的脚会着地，不可能象一般的样子上吊，谭立平把身体横坠下去，把绳子扣拉紧，窒息而死。由此可知，他怀着多大的决心和绝望来结束生命。
谭立平在上海没有亲人。他写了遗书，请两个同学处理他留在学生宿舍里的东西。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他的家人才闻讯从香港来到学校。
谭润方，男，30多岁，北京大兴县大辛庄人，1966年8月31日在对所谓“四类份子”的屠杀中被杀害。谭润方的女儿也被铡死。那场屠杀中该县有325人被杀害。关于大兴屠杀，请参看“方俊杰”。
谈元泉，男，上海钢管厂工人，因用沪剧曲调演唱“革命样板戏”，在1970年4月25日被判处死刑。1979年4月，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上海市文化局宣告谈元泉无罪，予以平反昭雪。
唐国筌，山东省淄博市第六中学教师，1968年夏天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不堪受辱，上吊自杀。死后，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其为“现行反革命”。
唐亥，干部，中央民族学院汉族语文系主任，1968年被关押在学校中“审查”。他的妻子徐垠也被关押在校中。徐垠被关押在校中的时候，从三层楼上跳楼自杀。唐亥在妻子自杀后也自杀。
汤家瀚，男，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尼语讲师，印尼语教研室主任，1968年10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审查”，在北大中关园三公寓家中上吊自杀。
汤家瀚1950年代初大学毕业，曾在南京东方语言学校教书，“院系调整”中调到北京大学，曾经被派到印度尼西亚留学一年，文革前是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尼语教研室主任。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执掌北京大学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全体人员集中居住在学校，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搞运动，互相“揭发”和开“斗争会”。汤家瀚的家就在北大教工宿舍的中关园三公寓，离校园非常近，但是也必须搬到学校去住。
一个星期六汤家瀚得到允许回家。他家有两间小屋，他一个人睡在一间。星期天早上，他的妻子很晚还不见他起床，推门门是从里面插上的，敲门没有人开。房门上面有一扇玻璃气窗，他的儿子那时候10岁，从气窗里爬进房间，把门打开。门打开后，汤家汉的妻子看到汤家瀚躺在床上，已经用绳子勒死了他自己。
他们报告了军宣队。军宣队的人训他的儿子：你父亲是反革命分子，现在畏罪自杀，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儿子不敢哭。
国政系教授赵宝煦告诉笔者，那时候他被关在“监改大院”里，白天出来“劳动改造”，扫街扫厕所等等，有一天他看到墙上贴出大标语：“汤家瀚死有余辜！”他就知道汤家瀚死了。死了还要被诅咒。
汤家瀚的所谓“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的“家庭出身”，他的父亲是地主，1950年被枪毙了。另一个是“白专”，他很勤奋，学印尼语的人也不多，他在专业上是很强的人，是文革前东语系培养的尖子，文革中被称为“黑苗子”。他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曾经“揭发”东语系的“问题”，但是最后他自己也不能幸免迫害。
汤家瀚的妻子叫徐晓阳。他们夫妇以感情好出名。徐晓阳后来患癌症去世。他们的儿子现在住在美国。
唐静仪，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副主任医师，跳楼自杀。
唐麟，1911年生，湖南大学副校长，文革开始后遭到“斗争”“游街”和殴打， 1968年2月18日夜间从被关押的三楼房间坠楼死亡。当时被宣布为自杀。家属始终存疑。唐麟死时57岁。
唐麟1938年参加共产党，在1950年代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被撤职并下放农村劳动。1962年，他得到“甄别”后，被分配到湖南大学担任副校长。
1966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宣布湖南大学的领导人魏东明和唐麟“停职反省”。8月27日，《湖南日报》发表文章《彻底揭露和批判魏东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
1966年8月，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学院发生大规模暴力“斗争”。上百名教师、干部被戴上高帽子，挂上写有各式罪名的牌子，用绳子拴成一串，在校园里“游街”。每个人都得喊“我是黑鬼！我有罪！”他们被迫光脚在滚烫的路面上走，有的还被剃“阴阳头”，被打得头破血流。唐麟也其中。他回家的时候，双脚赤肿，血迹斑斑。
这次“游街”之后，一位被“游街”的中年教师，姓周，被批判为“白专”，和妻子双双上吊自杀。留下三个孩子，最大的才15岁。这是湖南大学文革发生的第一例自杀。以后因不愿忍受暴力迫害而自尽的人，还有几十人。非常希望读者中有人能提供名单。
从1966年夏天开始，唐麟就一直在学校的“牛鬼蛇神队”中。“斗争”不太激烈的一段时间，他在家里用英文的《毛主席语录》教女儿学英文。文革时代宣传毛泽东是“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印行了很多外文的毛泽东著作，当时没有别的外文书和外文教科书发行，有些人就用英文毛泽东著作来学英文。
在柏原写的《人造的灾难》中，写到唐麟。文革中有一段曲折，是有些人错以为“当权派”被“打倒”意味着以前被他们整肃的人可以“翻案”。唐麟在1957年是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当时，《新湖南报》的大量编辑和记者被划成“右派份子”，柏原是其中之一。文革中，把他们划成“右派份子”的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被“打倒”了，这些“右派分子”错以为这是他们“翻案”的机会。1967年10月16日下午和17日上午，在湖南大学的调查会上，唐麟对在1957年《新湖南报》人员受到的迫害引咎自责，表示忏悔。“右派分子”的“翻案”当然没有成功。四个月后唐麟死亡。柏原对唐麟的悲惨结局感到同情。他说：
说实在话，过去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太好；我被划为右派受到最重的处分也与他有关。但是，他的悲惨结局却引起我的同情。他是个富有才华的高级知识分子，却也做了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在他离开人世前，为新湖南报错划右派的人说了公道话，又引咎自责，表示忏悔，那是出自真诚的。他是个有良心的学人！当年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造了种种罪孽的人，有几个能像他那样表示忏悔、公开谢罪的呢？(摘自原新湖南报编委柏原写的《人造的灾难》)
这里说唐麟是“高级知识分子”，实际上他的教育程度只是高中毕业，但是他读书很多，在同辈干部中是有文化的人。
1968年2月，唐麟被关押，失去人身自由。当时文革再次掀起新的高潮，而且开始大规模地在各个单位设立牢房，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牛棚”。他被禁闭在一间三楼的教室里，睡在桌子上。
唐麟被关了十多天以后，1968年2月18日晚上，唐麟从他被关的地方坠楼死亡。据说是晚上9点的时候，他已经睡下，有“造反派”去敲门，他起身就从窗户跳下。在送医院的路上就不能说话，很快就死亡了。
唐麟死亡后的第二天，他的16岁的女儿被迫去大会上“表态”，与父亲“划清界限”。
唐麟死亡后的第三天，唐麟的尸体被送到火葬场烧掉。他被送火葬场的时候，连一件干净的衣服都没有换，浑身血迹。
给死者换一身至少干净的衣服，有一个葬礼，让家人亲友来和死者告别，在中国是从孔夫子时代就开始的仪式，是我们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这种有两千年以上历史的文明，被文革摧垮了。文革时代被打死被迫害死的人，他们生前遭到迫害以至失去生命，他们死后所遭受的这些，则不但是对他们，也是对生者的精神残害。
唐麟的家人认为他不是自杀的。唐麟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他已经经历了从1959年开始的一系列迫害。而且，他是个性格坚强的人。他们认为他或者是被打死以后丢到楼下去的，或者是被推下去的。文革以后，唐麟的孩子上书多次，请求调查。但是没有结果，因为当时尽管给受难者“平反”，却不允许调查和处分作恶者。
关于大学领导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受到的血腥迫害，请参看“江隆基”中的第三节。
汤聘三，北京51中学体育教员，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关在学校里一间由厕所填平的小屋子里面“审查”。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天，汤聘三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
唐士恒，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妇产科主任，教授，服毒自杀。
唐兴恒，西安交通大学福利部工人，男，江苏无锡人，1921年生。1968年受上海闸北区服务公司“反共救国军”案株连，被关押“审查”。唐兴恒在1968年11月2日上吊自杀身亡。唐兴恒的妻子因他自杀而精神失常。
唐政，女， 湖南省浏阳第一中学语文教师， 1966年8月被用绳子捆绑到学校大礼堂中“斗争”。她在“斗争会”上被打死。当时47岁。她身后留下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女孩只有12岁和8岁。唐政被打死后不准她的家人哭泣。当天晚上唐政被草草埋葬。
唐政的丈夫龚雨人也是浏阳一中的老师，2001年84岁，一谈及妻子的事，就会泪流满面。
唐政1942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51年随丈夫到浏阳一中任教。在文革前的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唐政总是“运动对象”。她被整的“理由”不是那时她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工商业资本家”，她在学校读书时参加过“三青团”，她的姐夫高秉煌曾经担任南京政府财政次长。连姐夫做过什么也会成为一个人被整的的“理由”。
文革开始后，唐政被“揪斗”，遭到拳打脚踢，被罚作苦工。她家门口到处贴着大字报，连门楣上都有大字报，进出房门要低头过去。红卫兵学生手持梭镖，站在她家附近监视他们。
唐政的女儿有一天看到她匍匐在地上，双手在做学校烧得煤块，因为生病占不起来，只得跪在地上做，站在她旁边监督劳动的红卫兵说她偷懒，用梭镖重重地打她的腿和腰部。她倒在地上，一声都不敢哼。她的女儿泪流满面地跑开了。
唐政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便血。她请假去医院看病被学校拒绝。临死前一天的晚上，发着高烧。第二天早上，她的女儿看到母亲排了一盆血尿，吓了一跳，可是她不知道能做什么。就在那天，唐政被拖到“斗争会”上打死。
唐政是被用绳子捆着拖到浏阳第一中学的大礼堂来的。她的丈夫龚雨人和几个“家庭成分高”的教员“陪斗”。龚雨人眼巴巴地望着她挨骂挨打，看着看着她站不住了，倒在台上。红卫兵还打她，骂她“装死”。龚雨人惊叫一声，也被红卫兵打倒在地。“斗争会”散会后，龚雨人把她背回家，到家她就死了。
学校来了人处理唐政的尸体。唐政的大儿子被捆吊在房门口，两个小女孩被吓得掏了出去，她的丈夫被反绑起来。用几块木板钉了一个箱子，把唐政的尸体丢了进去。一些学生向尸体吐痰丢瓦片。当时浏阳一中的校长还没有被“打倒”，站在旁边。龚雨人向他磕头，请他制止。他说这是革命行动。一群人用绳子捆着龚雨人去埋了唐政老师。
陶乾，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切削系系主任，副教授。1968年被“隔离审查”后，家属被告知他用眼镜片切断自己的喉管自杀。他的家人不相信他会对他自己下这样的毒手，怀疑他被杀而不是自杀。
陶钟，西安交通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女，1928年生于上海。文革中被指控在为中共地下党工作时有“变节行为”而被“批斗” 。陶钟于1968年5月19日用煤气自杀身亡。
田汉，湖南长沙人，1932年参加共产党，作家，中国文联副主席。文革中他的作品受到批判，被指为“反党毒草”，他被关进监狱，1968年12月10日死于监狱中，时年70岁。
田涛，男，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四十里店公社中共党委书记，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行政十三级。文革中在银川市街头贴大字报反对宁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在“打击反革命活动运动”中，1970年2月12日被逮捕，3月15日被宁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71年11月9日死于狱中。文革后获平反。
田辛，男，华东化工学院中共党委代理书记，遭刑讯毒打摧残，1967年8月2日死亡于学校教工单身宿舍中。
关于大学领导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受到的血腥迫害，请参看“江隆基”中第三节“为什么害死众多大学领导人”。
田悦，男，北京第106中学学生，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数学教员田钦的弟弟。1966年8月19日被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指控为“冒充红卫兵”抓到校中，在一间教室中被毒打致死。
北京第106中学在鼓楼和德胜门之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中学。
“红卫兵”组织规定，只有所谓“红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可以当红卫兵。他们还把所谓“黑五类”家庭出生的青年叫做“狗崽子”。另外，还有所谓“灰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不得参加红卫兵。1966年8月，红卫兵狂热传播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强调先天性的条件是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的特色之一。
田悦不是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是“职员”出身，属于所谓“灰五类”。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田悦曾经在一个集会上发言批评上述“对联”。8月19日，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红卫兵指控他“冒充”该校外号为“汤二七”的红卫兵领导人汤晋平，以此为由把他抓到北京师范学院附中，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把他活活打死了。
据说田悦死前要求喝水，喝了水就死了。有人说，不应该喝水，打成重伤后喝水就会马上死。但是医生说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喝水只可能对人体有帮助。这种情况，就是被打死的。
田悦的哥哥田钦，是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数学老师。红卫兵把田悦在校中打死，并没有告诉他。北京市委管文教的一名干部（田遇安）出面告诉田悦的父亲到医院处理尸体。没有验尸报告。没有保留骨灰。
当时红卫兵在北京打死大批教育工作者和居民。用“冒充红卫兵”的罪名就可以打死一个人，从中可以知道当时红卫兵的权力有多大，他们的行为有多残酷。
当时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有两个红卫兵组织，先成立的叫“红卫兵”，后成立的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都很暴力。在1966年8月，一派打死了田悦，另一派打死了生物老师喻瑞芬。
田悦在家排行老三，有哥哥、姐姐和妹妹。他死后，家中人一直没有敢告诉他的母亲他是被活活打死的。他们只告诉他母亲说他失踪了，下落不明。他的父亲一直很难过，六十多岁就去世了。
一位该校当年的学生告诉笔者，他在1967年1月和田悦的哥哥田钦谈过田悦的死，田钦非常难过。但是他们无法为田悦之死寻求正义。另外，这位被访者还说，当时打人最厉害的一个红卫兵，1990年代中和情妇一起在什么地方被煤气熏死了。
笔者乍听觉得奇怪。这个人被煤气熏死，就是一个意外事故，哪里谈得上是对他在1960年代作的坏事的惩罚呢？对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杀戮，没有审判，也没有惩罚。但是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也许还是说明人们还是心怀“有罪有罚”的古来信条，希望文革中的罪恶多少得到惩罚。
田尊荣，男，重庆厂家航运分局职工医院中医科老医生，文革中遭“批斗”，切腕动脉自杀。
佟铭元，男，辽宁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教务处职员，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到所谓“群众专政”，即不是由政府出面所作的关押禁闭，这是毛泽东在1967年提出的一个迫害新方式。佟铭元自杀身亡。
这个学校在1968年有三个人死于“群众专政”。另外两个人是校工辛志远和姓邓的体育教员。
仝俊亭，河南省郾师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治中国史，郑州师范学院（现已改名为郑州大学）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在校图书馆“劳动改造”。
1966年夏天，校中贴出大字报要求将仝俊亭“遣送回原籍”。他从该校文科楼上跳楼自杀。
万德星，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胸外科医师，副教授，上吊自杀。
汪璧，女，中央财政部干部，资深共产党人。她的丈夫顾准在1949年后任上海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1952年被撤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1961年“摘帽”后在1965年又重新“戴帽”。他们离婚以后，文革中汪璧仍然受到迫害，被指控为“长期包庇反革命丈夫”、“销毁反革命罪证”等等。汪璧在1968年4月8日服毒自杀，54岁。顾准在1974年12月3日去世。1990年代，顾准遗作《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在学界有很大影响。
王炳尧，男，1923年生，河北省黄骅县歧口卫生院医生。文革中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和监禁。1968年8月21日家人接到电报说他“畏罪自杀”。家人赶往该地却未能见到尸体。王炳尧在死前遭到酷刑折磨。
自1940年代初开始，王炳尧随其父王洪翰先后在天津葛沽镇及黄骅县歧口经营家庭诊所，名叫“济生医院”。 1956年 “公私合营”中他们的诊所被充公划入歧口卫生院。王炳尧在歧口卫生院工作直至文革开始。他的家人住在天津。
王炳尧喜好文艺， 年轻时曾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业余文艺组织。为此他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被当作重点“批斗”对象。他被监禁在卫生院中，被禁止回家。
1968年8月21日, 王炳尧在天津的家属收到来自歧口的电报。电报全文是：“历史反革命王炳尧畏罪自杀。”
长子王培志立即奔赴歧口认尸。因为怕被用“反革命家属”名义受攻击, 特别请了一位“阶级成份好”的远房亲戚陪同前往。到了那里，他们被告之：尸体已经被掩埋，但是没有人说出掩埋地点。
若干年后，王炳尧家人从当地乡亲那里得知，王炳尧在死前受尽了非人待遇及酷刑折磨。每次“批斗”，脖子上总要用细线坠上石头。头发被揪得所剩无几。双腿也被打残。死前关押期间，全靠几个曾被他救过的病人偶尔偷着送来的食物维持生命。 王炳尧曾数次试图自杀，但自杀本身也成了他“抗拒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每次自杀未遂后，对他的折磨都更加残酷。
王炳尧的家属始终不知道王炳尧是怎么死的。他们没有能找到王炳尧之尸骨，也不能再抱他还活在人间的希望。1993年5月，王炳尧的六个孩子在歧口为父亲举行了凄惨的招魂仪式，在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三合乡的傧仪馆里放置了一个空骨灰盒。
王炳尧的儿子王培忠看到“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写出了他家的遭遇。
王伯恭，男，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员，1965年退休。1966年8月３１日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抓到学校毒打，一天以后死亡。当时60多岁。
王伯恭教过的一个学生说，听说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历史上当过国民党上校翻译。王伯恭被看作“历史反革命分子”，因此对王伯恭被打死，从来没有人发表非议。
在打死王伯恭的同时，女教师王冷也在该校被打死。请参看“王冷”。
王大树，男，31岁，清华大学电机系助教，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于1969年5月4日服毒自杀。
王德宏，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修配组工人，安徽合肥人，1908年生。文革时因其曾参加过“青帮”和在国民党兵工厂中担任过中下级军职技术工人而被关押“审查“。王德宏于1968年8月3日跳楼自杀身亡。
王德明，男，30多岁，上海市医药公司职员。1966年，他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的父亲被“揪斗”。王德明和他的父亲、母亲三个人一起自杀身亡。
王德一，男，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助教。1970年在“清查516运动”中被逼供而自杀身亡。身后留下妻子钱瑗。
王庚才，男，50多岁，上海仪表铸锻厂半工半读技校校长。该校只有两个64、65两个年级的100多名学生。在文革中，1967年至1968年间，王庚才校长被一些65级学生（1965年进校）毒打致死。
王光华，男，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1966年9月27日，王光华被红卫兵绑架进设立在六中校园内的“牛鬼蛇神劳改所”并遭到多次毒打，9月28日被打死在那里。时年19岁。
1966年，王光华在北京第六中学上高中三年级。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家中有母亲和妹妹。认识王光华的老师说他是个“有礼貌，品行端正，学习好”的学生。王光华的父亲在1956年以前是个“小业主”，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王光华不是红卫兵成员。六中红卫兵刚开始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时，他曾经表示过不同意。但是红卫兵立即就压倒了一切不同的声音，把这个说法变成了学校里至高至尊的原则。
1966年7月8月，在北京的中学里，贴得最多的标语，除了“毛主席万岁”之外，就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学校门口，食堂门口，教室门口，教室里黑板两侧，无处不贴这副对联。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三的两个学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强迫各写一百副“对联”并到各处一一张贴。这副“对联”还被谱了曲子作为“歌”唱。
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父亲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是“好汉”，父亲“反动”的学生是“混蛋”。这种把学生分成两个天差地别的等级的说法煽动起了前者的极大的狂热，所以，这副“对联”在当时比其他别的文革口号都更多占据了视觉听觉世界。随着“对联”地位的确立，相当一批学生受到他们以前的同学、那时的红卫兵的语言和肢体的攻击。
王光华所在的北京第六中学位于西城区，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这个学校有相当多的干部子弟，也是最早建立红卫兵组织的学校之一。六中红卫兵在学校里建立了一个监狱。他们一身而兼任司法制度中警察、检察官、法院、监狱和刽子手的职责。他们自行决定在这个监狱中关押谁和拷打谁以至处死谁。这个监狱存在了一百多天。有数十人在那里被严重打伤，有三个人在其中被打死。王光华就是三个被打死的人之一。
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建立校园监狱关押拷打人，甚至在其中打死人，第六中学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学校。在相当多的学校都有自设的监狱。六中的这一所建设得最为完备，所以在当时，有不少别的学校的红卫兵去参观“学习”。比如，景山学校的一些红卫兵成员，被认为“革命意志不够坚决”，也就是打人不够凶猛，被组织起来去六中的监狱观摩。在那里他们看到满地的血迹和墙上用人血描过的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
1966年8月初，领导学校文革的“工作组”被撤销后，六中红卫兵掌管学校，把工作组时期就被“停止反省”的一些教职员组成“劳改队”，到8月中旬又把他们都关在这个监狱里。有九个教职员自始自终被关在那里。还有其他的人，包括二十来个学生，或长或短被关在其中。
这座监狱原来是学校的音乐教室小院。因为学唱歌有很大的声音，会影响别的课，所以一般学校的音乐教室和别的教室有所隔绝，单成一体。学校停课。相对隔绝的音乐教室就成了建立校园监狱的场所。不但第六中学的红卫兵用音乐教室建监狱，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也在音乐教室关人和打人。六中的红卫兵在他们的监狱门口挂了一个“牛鬼蛇神劳改所”的牌子。又在后面建了一个岗楼。岗楼下面安装了一个大功率电灯，通宵长明。监狱建成后，有红卫兵在墙上用红色油漆写了“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加惊叹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走过广场的一百万红卫兵的时候，第六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8月25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成立。当时简称“西纠”。六中红卫兵是“西纠”主力之一。负责掌管六中监狱的红卫兵是“西纠”的领导人之一。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和周恩来都戴上了“西纠”的红袖章。每逢大会，“首都红卫兵纠察队”都和军人一起担任纠察。西纠的十道“通令”用大号铅字印刷成法院布告那样的尺寸张贴街头。红卫兵进行了烧书和砸毁文物，并且把近十万北京居民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在8月和9月，数千北京居民被活活打死。其中西城区被打死的人是北京各区中最多的。
王光华在六中监狱中被打死的那天，监狱门口贴着六中红卫兵的一张“通告”。通告上说：“没有指挥部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去打人。”
从这张“通告”的措辞，可以了解当时有什么样的“革命秩序”。实际上，不但六中的红卫兵常常来那里打人，外校的人也来打。关在监狱中的老师说，“外校的红卫兵来，都要来打一过，就跟玩儿似的。”
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来见毛泽东，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攻击文革的对象，政府提供免费的火车票和食宿，这就是当时所说的“革命大串连”。当时人们的收入水平低，这样的旅行是一般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有钱作的。这种“串连”掀起了极大的狂热。六中红卫兵规定只有红卫兵才能外出“串连”。王光华不是红卫兵。但是他和四个同学，都不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在9月7日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他们在火车上失散了，后来分头回到北京。9月26日，其中的一个学生被抓到校中被打得昏死过去。9月27日早上，另外三个学生被抓到学校的那个监狱里。他们被迫给红卫兵磕头。每人被打一百棍子。这三个学生每人都被打掉一颗牙齿。他们流在地上的血，被蘸了涂描墙上的“红色恐怖万岁”大字。（请见照片）
9月27日傍晚，王光华回到北京，立即被抓进监狱。一进门，十几个红卫兵成员围上去一起用棍棒皮带打王光华。他被打昏在地失去知觉后，被关在那个监狱里的六中前负责人汪一净被叫来给王光华作人工呼吸。王光华回过气来以后，红卫兵又打汪一净。那天汪一净的手臂被打坏骨头。
汪一净，女，第六中学在1964年时的负责人。早在1964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名“四清运动”中，第六中学的干部子弟就起来攻击校方。上面派来“工作组”到六中，撤了学校几个负责人的职，其中有两个人被送农场劳动改造。他们的主要罪名是“打击干部子弟”和“不贯彻阶级路线”。 汪一净在那时候就被打过，只是和文革时代的暴力殴打相比，那算是很轻很轻的。1966年文革开始后，这样重的处理还被说成是他们受到了“包庇”。汪一净和其他几个1964年被撤职的人又被抓回六中，关进了“劳改所”。
当天晚上，王光华和跟他一起去“串连”的学生都被关在那个监狱里。半夜，王光华呼吸急促，生命垂危。但是，第二天上午，他再次被毒打。下午，王光华死了。
红卫兵没有通知王光华的母亲，直接叫来了火葬场的运尸车。被关在监狱里的四个老师一起把王光华的尸体抬了出去，抬到学校的前院。一位老师说，不知道为什么，死了的人好象比活着的时候重得多。他们抬着王光华的尸体走过夜色中的校园，觉得尸体非常沉重。他们自己已经被关了两个多月。开始的时候，看到红卫兵把打人当乐趣，看到有人在监狱中被打死，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被打死，非常紧张；后来，就变得麻木了。把王光华的尸体抬出去时，他们甚至也觉不到害怕，他们好象已经丧失了感觉的能力。
火葬场来运尸体的人，见到王光华的尸体，说：“这个小伙子身体够棒的。” 王光华的尸体是在北京东郊火葬场烧掉的。
王光华被打死的时候，身上有七块钱，书包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都被几个红卫兵分了。王光华死了以后，六中红卫兵到王光华的家中，没有告诉家人王已经死了，却骑走了王光华的自行车。多日之后，六中红卫兵向王光华的母亲索取28块钱，告诉她这是王光华的火葬费。
王光华被打死后，和王光华一起去“串连”的其他学生，还被关在监狱里，遭到各种刑罚的折磨。他们被关到10月2日。
王光华是9月28日被打死的。两个月后，北京的文革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学红卫兵的不可一世的地位动摇了。但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暴力行为受到惩罚，而是因为由高级干部子女发起和领导的中学红卫兵，开始和新起的正在攻击高层干部的大学生组织发生了冲突。这些大学生组织受到了文革最高层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文革领导人曾经极其热情地支持中学红卫兵，毛泽东的妻子称他们是“小太阳”，但是这时开始抛弃他们。六中红卫兵命令被关在监狱中的人为他们制造武器，用以攻打大学生组织。
1966年11月19日，王光华被打死82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陈伯达等人来到第六中学，解散了六中监狱。九个被关的教职员被带到公安局住了两个多星期后释放回家。其中有一位教导处副主任出狱一个月后就去世了。
文革进行了11年才宣告结束。王光华死了12年之后，1978年，在第六中学，当年在“劳改所”里抬过他的尸体老师主持召开了他的追悼会。政府发给他的家人400元钱。
1998年，在香港出版了由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一书。在书中有一篇题为“关于制止武斗的一些情况”。陈伯达说“我约当时北京市负责人到北京市区一些地方，发现有私设的，立即解散这些私设公堂和拘所，立即放人。我还到过一些学校、机关处理这类事件。”在注解中，作注者特别指出了陈伯达到北京第六中学解散劳改所之事。
他们忘记了的是，陈伯达在1966年9月6日也去过一次第六中学。那一次，他是去热烈支持六中红卫兵的。那时候，六中的监狱已经建立了近一个月。而王光华被打死，是在陈伯达那一次到六中三个星期之后。文革领导人一手造成了1966年夏天的“红色恐怖”。数千名北京居民被活活打死。还有大量的人被打伤致残，或者在遭到残酷折磨后自杀。三十年后，陈伯达的书隐瞒了王光华们的死，歪曲了文革的整个的大图景。杀害王光华和隐瞒忘却王光华的死，都出自文革领导人的无人性。
1996年，有一位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告诉我，关于王光华，他听一名前六中红卫兵说，王光华有“劣迹”，1966年去上海“串连”时，强奸了上海的资本家的女儿。
我向单承佐老师问起了这件事。单老师195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66年时是北京六中的教导处副主任。他曾经被关在六中的红卫兵监狱中一百多天。文革后他担任过六中校长，1996年退休。他是一个非常平和稳重的人。谈起文革往事，尽管他自己身受重害，他却说得非常平静而客观。也许是他的职业和经历造就了这种如此自我克制和谦逊的性格。可是当我提起关于王光华的这个说法时，他一震，愤怒的火花闪过了他的眼睛。他说：“这完全是胡说。在王光华被打死的时候，给他找了那么些罪名，也没有这一条。怎么在三十年后，造出这样的谣言！”
显然，单老师说得非常有道理。
王光华被打死的时候，只有19岁。三十年后的关于他的死的记录和说法，能使他的灵魂安宁吗？能使我们的灵魂安宁吗？
王光华，男，50多岁，由上海铁道学院调入上海半工半读工业大学（即现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机械系。1968年因所谓“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隔离”期间从学校的三楼跳下身亡。
汪国庞，西安交通大学350教研室讲师，男，安徽休宁人，1928年生。在文革中因所谓“历史问题”被关押“审查”，汪国庞于1968年12月5日上吊自杀身亡。
王海连，西安交通大学总务处公务班工人，男，山东单县人，文革中因曾参加过国民党自卫队队员而被关押“审查”，王海连于1968年7月3日跳楼自杀身亡。
汪含英，女，北京第四中学图书馆工作人员。1966年被抄家和“斗争”后，和丈夫苏廷武一起到北京郊区的香山服毒自杀。
最早告诉笔者汪含英和苏廷武的事情的，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一位老师。苏廷武第四中学的数学教员，当时被“借调”在女一中教书，所以女一中的人也知道他。但是这位老师当时自己也被“专政”，没有行动自由，所以不知道详细的经过。
多年以来，笔者访问过当时北京第四中学的十多名学生，发现他们几乎都对汪含英自杀没有什么印象，有人甚至全然忘了这个名字，因为笔者追问，才回忆起来在大字报上见过她的名字。有一个学生说文革前在图书馆见过她，一个中年人，有一点胖，戴眼镜，很和蔼。他们听说，汪含英原来是地理老师，以教学效果好而出名，在国民党政府的时候参加过竞选，当过“国大代表”――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
文革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指定而不是选举的。文革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多年不开，自然也就连指定的代表都没有了。1975年才开了四届人大。代表怎么产生呢？据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的文章说，“四届人大毛主席亲自提名补选10名代表，除了我，还有肖华。”（侯宝林，《毛主席听我说相声》，收入《侯宝林和他的儿女们》一书，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年，152页）。这并不是在说相声，是事实。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汪含英在20年前竞选当了代表，反而成为受到暴力攻击的“罪行”。
第四中学在北京西城区，是一所男子中学。1949年以前名为“市立第四中学”，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在文革前，也仍然被认为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文革开始的时候，这个中学的学生中有相当多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孩子。这和学校的地理位置靠近中南海有关，也因为在文革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还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从前的“好中学”，而且他们已经把学校的领导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干部。但是文革开始后，这些高干子弟学生最先得到内部消息，大胆行动。他们担任了学校“文革委员会”的领导人，后来又担任了红卫兵领导人。他们在摧毁学校制度中起了先锋和主力的作用。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中“革命同学”给毛泽东的信，赞成废除旧的升学制度。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从那时候被废除以后，直到1977年才恢复。
1966年7月底，这个中学的红卫兵提出了“踢开保姆，自己干革命”。他们所说的“保姆”，是指当时在学校里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以后，学生红卫兵就控制和掌握了学校。
8月4日，在四中校园爆发了第一次全校性的对教职员的大规模暴力性攻击。数十名教职员被抓出来“斗争”，并在操场上绕圈子“游街”。有人打他们，有人往他们身上泼墨汁。女校长杨滨浑身是墨，副校长刘铁岭的衬衫被撕碎。有的班主任也遭到学生的拳头。
四中如此“斗争”教职员的消息很快传开，其他中学的红卫兵学生纷纷来四中“取经”，其中就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人。第二天，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他们的学校中打死了校长卞仲耘。
四中的红卫兵“创作”了“牛鬼蛇神嚎歌”，逼迫在学校“牛鬼蛇神队”里的教职员“唱”。这个“嚎歌”后来流传权北京乃至全中国，成为文革摧残人道的一个特色手段。“嚎歌”词曲如下：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丑陋的“歌”，但是四中红卫兵很为此自豪。
校长杨滨被关在体育器材室里，头发被剃成“阴阳头”。她和“牛鬼蛇神专政队”的人在操场上“劳改”拔草，学生把他们把起来的草连根带土，都砸到他们头上。
四中副校长刘铁岭声音洪亮，唱歌唱得很好。当年在“牛鬼蛇神专政队”里指挥带领唱“嚎歌”是他。文革后他在北京的教师合唱团里是演出的活跃人物，当年却是领唱这个自我诅咒自我侮辱的“歌”的人。笔者访问的当年的学生中，有人提到这件事情，说当时很看不起他，觉得他没有骨气，奴相；现在自己的年龄都比刘铁岭当时老了，想象一下如果自己在那个处境之下能做什么，意识到如果连旁观者都不敢制止，怎么能期待被迫害者反抗。
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四中学、第六中学和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斗争大会”。中山音乐堂位于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中。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二十多个来自这三所学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帮分子”跪成一排。红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栋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一名四中当时的学生说：四中红卫兵打死两个校外居民，均为男性，其中一名家住天桥，年龄较 大，红卫兵说他是“流氓头子”。听说，两人死亡的第一原因是被红卫兵打得很厉害、很 悲惨；第二则是因为他们挨打之后浑身燥热、口渴，提出要喝水，红卫兵给了他 们 大碗的冷水喝，结果这两个人很快死亡。两人不是同一天死亡的 ！第二名校外居民被打死后，四中红卫兵总部看来作了简单调查。因为过了几天，老红卫兵圈内即流传 如下说法：打人的时候，无论被打者怎样提出口渴，要喝水，都不能给！如果给了冷 水喝，挨打者会立刻死亡。如果挨打者要喝水该怎么办呢？该用冷水浇在他身 上。
笔者曾经请教一位医生。医生说，被打者的人因喝水而死，在医学上没有根据。喝水不会导致 死亡。喝水对伤者一般来说有好处。他们死了，就是被打死的。
另一名四中当时的学生说，1966年夏天被四中红卫兵打死的校外居民是三人而不是二人。打人的地点之一是教工食堂的饭厅。
根据当时的一份“内部材料”，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西城区有300多人被打死。西城区当时有60所中学。这样计算，平均每个学校打死5人多。四中打死的人数，还在平均线以下，不算最为严重的。
除了殴打折磨教职员，四中红卫兵还从学校外抓来一批“牛鬼蛇神”，关在学校里。音乐教室成为一个关人打人的处所。另外，他们也欺侮和殴打所谓“黑五类”的同学，即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
除了流传全国的“嚎歌”，四中红卫兵最为出名的事情是他们在8月25日领头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像第一次一样，毛泽东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林彪和周恩来也戴了袖章，戴的都是“西纠”的袖章。9月1日到9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了很多这次集会的照片，虽然都是黑白的，而且林彪和周恩来的照片不像毛泽东的那么大，他们左臂上所戴的袖章上，“纠察队”三个字清晰可见。这自然大大加强了“西纠”的权威性，而且，使他们闻名全国。
继“西纠”成立之后，北京成立了“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等等。
“西纠”在1966年8月下旬的红卫兵暴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西纠”的成员非常暴力，在“孙迪”条目中，可以看到第十女子中学的“西纠”成员说，她打人打得连自己的手臂都抬不起来了。更严重的是，他们把红卫兵暴力组织化系统化正规化了。“西纠”发出了十个“通令”，印刷得十分正式，在全市张贴，还散发到全国各地。 “第四号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最后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第四号通令”于1966年8月29日发布，而且通过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施行。其时，红卫兵正在进行所谓“破四旧”，在各处抄家，打人，焚烧文物。8月下旬，红卫兵每天在北京活活打死数百人，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后自杀。焚尸炉把尸体成批焚烧，仍然有大量死尸堆积。同时，有十万北京居民被驱逐出城，前往农村，有的在半路上就被打死，有的到村子里后死去，幸存者在13年后才回到了北京。
在驱逐这十万居民的过程中，强迁户口，安排火车，都是政府机关所作，但是政府并没有发布命令。书面命令是由“西纠”发布的，却比政府法令还有权威与效力。
了解了上述在四中发生的事情以后，也许会对当年的学生不记得汪含英自杀能有较深的理解。一是在当时的大量的残酷的事情的背景上，汪含英夫妇的自杀变成了并不突出的“普通的”“平常的”的事情。二是那个时代不仅杀害了生命，而且改变了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对于两个教师的死亡，人们不认为是重要的事情。
1997年，笔者访问了一位四中的退休教师，向他询问汪含英夫妇的死亡日期，他不记得了，但是他说，他可以去请现任的学校领导查一查档案。他和现任领导以前是同事，他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爽快，完全没有疑虑，觉得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以至于笔者也很有信心地觉得这一次一定会了解到汪含英的死亡日期了，一件几年还没有弄清楚的事情可以弄清楚了。
一个星期以后，笔者给这位老师打电话的时候，惊讶地觉察到他的语调和态度都改变了。说了一阵话，我发现他请现任校领导查阅档案的请求被拒绝了，而且可能还被警告了不要卷入这样的事情。
所以，至今这里没有汪含英夫妇死亡的日期。
王鸿、薛挺华夫妇，两人都是北京地质学院1955年毕业生，留校当助教。1957年都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指控为“右派反党集团”再遭迫害。夫妇二人自杀而亡。他们留下儿子王磊，由亲戚抚养长大。
薛挺华的父亲曾是福州格致中学校长。她是最小的女儿。她的两个姐姐薛挺英和薛挺美在1949年离开中国到美国。
王厚，男，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食堂炊事员，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历史问题”，遭到野蛮逼供。1968年7月在学校附近的白石桥河自杀。当时年龄大约50岁。
在北大附中文革后的“平反会”上，王厚的弟弟来了，说，“为什么要整死他呢？让他活着，给老师和同学们做做饭，有什么不好呢？”
王厚的“问题”，就是在1949年以前当过警察。他为此遭到刑讯逼供。1968年7月，他在白石桥河里自杀。他对要来救他的人说：“别救我。我受不了了。”
当时对“审查对象”非常残酷。在北京大学附中，和王厚死于同一时期的教务员李洁，像王厚一样因“历史问题”被“审查”，被学生红卫兵毒打而死，海淀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的是“脾脏破裂”。
王厚的弟弟提出了一个简单而重要的问题。在一个恐怖的年代，李洁这样一个普通的教务员，王厚这样一个普通的炊事员，和很多别的普通人一起，被害死了。为什么要害死他们？害死他们是什么样的罪恶？这些是活着的人应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王慧琛，女，41岁，清华大学基础课讲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 1968年11月6日，王慧琛和丈夫殷贡璋一起到北京香山上吊自杀身亡。殷贡璋也是清华大学基础课讲师，42岁。
王慧兰，女，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豆瓣胡同居民，家庭妇女。她的丈夫赵长泽是北京摩托车厂的会计。文革开始后赵长泽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从会计降为炉前工。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王慧兰被强迫在衣服前襟上缝一块黑布牌，牌子上写有“反革命家属”。她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她和丈夫原来就只有一间不大的住房。她死后，丈夫被驱逐到豆瓣胡同23号一间极小的房子里。她的姐姐的长子遇罗克，写文章批评红卫兵迫害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1970年3月5日被枪毙。
王惠敏，女，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负责人，中共总支书记。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在学校“审查”。一天晚上，王惠敏被用皮鞭毒打。一些过去受到王惠敏栽培的人为了表示“划清界线”率先打她。半夜时，王惠敏跳楼自杀。王惠敏的丈夫江俊峰，也在上海戏剧学院工作。
王季敏，河南省浚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治世界史。1957年任郑州师范学院（现已改名为郑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时被划为“右派份子”，其后在校图书馆“劳动改造”。1966年夏校中贴出大字报要求将王季敏“遣送回原籍”。他从该校文科楼上跳楼自杀。
王金，南京市的一个普通工人，1966年8月中在公共汽车上被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抓走打死，红卫兵说王金“家庭出身不好”，该打。
很多南京人都知道“王金”，知道他是个工人，“家庭出身不好”，被高干子弟红卫兵打死了。1966年时这是很轰动的事件。
南京外国语学校当时的一名学生说，1966年夏天，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打了不少老师。教初三的一个普通女老师，因为信宗教，不但被剃了“阴阳头”，还被打得很厉害。8月中旬，外语学校红卫兵在公共汽车上抓了工人王金，把他打死。红卫兵说王金“家庭出身不好”，当时他们打了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称之为“狗崽子”。但是王金的同事们说他是“工人阶级”。很多工人为王金之死包围了外国语学校。全南京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中共南京市委和公安局为此逮捕了三个红卫兵头头，其中一个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的儿子，来平息工人的愤怒。另一方面，中共南京市委和公安局把外语学院的学生护送出校，到农村住了几天后，送他们去“革命大串连”。
这名学生到北京后，8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毛泽东。那是毛泽东在8月18日以后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这名学生说，在北京，他看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比南京外国语学校更加暴力。
王冷，女，西安第八中学语文教员。从1966年8月25日开始遭到原任教的第37中学红卫兵残酷殴打和折磨，9月2日死亡。当时36岁。
文革时期西安第37中学的一位学生，听说我在做文革事实调查并且发表了一篇题为“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文章，立即开始给我讲王冷的故事。他对拷打和折磨的细节记忆相当清楚。但是他不记得事件发生的日期，只记得是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他记得拷打王冷致死的红卫兵的名字和他们的父亲的职位，但是这些名字不在笔者公布的内容的范围之内。
我也曾经和其他西安人谈话，他们也提供了一些相关资料，但是因为不是该校的学生或者老师，所以相当模糊。
我曾经请求香港中文大学资料服务中心帮助查找那一时代留下的文字资料。他们热心帮助，寄来了一份当时在西安的一个外国留学生关于文革见闻的文章，其中没有关于红卫兵暴力的叙述。
我曾经请一位朋友到第37中学查阅学校档案资料以发现死亡日期，遭到学校领导人的拒绝。后来，这位朋友找到了王冷的女儿。她妈妈被打死的时候，她13岁，弟弟8岁。提起母亲，她只是哭个不停，不愿意接受采访。这位朋友不能勉强她。但是，这位朋友帮助找到了一些当年的文字记载，也了解到了王冷的死亡日期。
是由于上列众人的帮助，才找出了以下的故事。
1966年夏天，西安第三十七中学的红卫兵学生打死了两名教员，打伤九名教职工，还有一人因此精神失常。
这个中学当时有900多名学生，没有高中，只有初中三个年级。这个中学在西安南郊，距离中共西北局很近。学生中有相当多“革命干部”子弟，当时成为红卫兵的主力。
王冷在西安第37中学教书多年。文革开始前，1966年2月，王冷已经被调到了西安第八中学。
1966年8月25日早上，第37中学的两个红卫兵到第八中学把王冷押走。到了第37中学以后，王冷就被关进该校关押“牛鬼蛇神”的监牢，在那里遭到红卫兵拳打脚踢。当天下午，王冷被押去“陪斗”一位姓张的教员。红卫兵让王冷双手执铁哑铃，深度弯腰。一个小时后，王冷昏倒在地。去第八中学押王冷的那两名红卫兵之一，用木棒从后面抽打王冷。
8月28日夜里十点，王冷和20多名“牛鬼蛇神”被赶入“专政室”。红卫兵把课桌排成圆圈，把玻璃瓶打碎撒在桌子下面，逼迫“牛鬼蛇神”排成队，在桌子底下玻璃碴上爬行。这些人被折磨拷打直到天亮。王冷的头发被拔被撕又被剪光。
8月29日，王冷被“强迫劳改”十多个小时。
8月30日，继续拷打审讯。上午毒打两个多小时，下午又被毒打一个小时。王冷的眼睛被砸碎。王冷以前在履历表上填写的“家庭出身”一栏是“职员”。红卫兵强迫她承认是“资本家兼地主”家庭出身。
8月31日，在连续两天两夜的拷打和“强迫劳改”以后，专门组织了“斗争”王冷的大会。那是下午。王冷头戴“高帽子”，身挂“黑牌子”，被反剪双手押进“斗争会”场。台子上放了两张桌子，桌子上架了长条凳子。红卫兵命令王冷站在长条凳子上，低头弯腰。他们用扫帚打她。扫帚打飞了好几把。
“斗争会”上，有“控诉”，有高喊口号。红卫兵在王冷脖子上挂了一副铁哑铃，以后又加了一副。他们还在王冷站的凳子上再加一个凳子，命令她爬上去。王冷站在高凳子上，他们把凳子踹翻，又叫她把凳子架起来再爬上去，又把她打翻跌下来。几次反复，直到王冷昏死过去。
王冷昏迷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四个红卫兵把她扔起来往下摔。接着，他们把王冷拉到食堂厨房后面，在那里，用铁棍打，用砖头砸，还在她身上踩。一边打，一边骂：“狗日的，到现在还不老实。”王冷腰脊骨破裂，头颅右部破碎，鲜血从眼睛、耳朵和口中流出。这几个红卫兵又倒拎王冷的脚，把她头着地拖到四百米外的教学楼，王冷的鲜血跟着洒了一路。在教学楼里，他们又用冷水浸泡王冷。
王冷在9月2日死亡。王冷死的时候，头部肿得像个冬瓜一样。王冷的尸体很快被烧掉。
由第37中学的红卫兵开了火葬证明，全文如下：
王冷现年36岁，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在运动中极不老实，8月31日群众斗争，王冷死不交代其罪恶并当场放毒说什么：“蒋介石就是不该死”。态度生硬，要与人民对抗到底，群众激愤，被红五类子女当场打昏，送至医学院，抢救无效于9月2日身死。意见：火葬，葬费由死者亲属负担。尽快结束。
市37中红卫兵（借章）
证明信上盖的是西安市第37中学的公章，这就是“借章”的意思。
从这份证明，不但可以看到红卫兵如何看待王冷之死，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残酷的总体气氛。
和王冷一起在8月31日被“斗争”和毒打的有王伯恭老师，他在一天后死亡。王伯恭老师已经在1965年退休。他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军队的政治教官。抗战结束后退出军队从事教育工作。当时被红卫兵指控为“老反革命”。
王冷和王伯恭被打死后，该校“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多次警告“牛鬼蛇神”：“再不老实，王冷就是你们的下场。”
当时领导西安的文革运动的，是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他们没有出面制止暴行。中共西安市负责人徐步还指示到第37中学采访“经验”，予以报道。
积极参与毒打王冷的几个红卫兵，后来成为在9月初成立的“红色恐怖队”成员。那是西安中学生红卫兵的“精英分子”，成员多为高级干部的子女。“红色恐怖队”被简称为“红恐队”。这个名字和他们的行动，显示出他们不但实行暴力迫害，而且公开地以制造恐怖为荣。
半年以后，随着文革的发展和打击目标的扩大，这些红卫兵的“革命干部”父亲也被“打倒”。“红恐队”被解散。中共西安市负责人徐步后来也被“打倒”并且跳楼自杀。王冷的丈夫张孝曾经用这个机会揭露红卫兵打死王冷的残暴行为。有一些学生也为王冷之死鸣不平。他们所用的理由是：王冷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敢提王伯恭之死，虽然王伯恭和王冷在同时被打死。王伯恭当过国民党军队的教官，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当时的普遍观念是：“有问题”的人被打死是应该的，至少是没有关系的。为王冷鸣不平的人只能在文革的通用观念范围内尽量做文章。
1990年代，这个中学有多次同学聚会。没有人为王冷和王伯恭之死道歉或者表示良心上的歉疚感。一名当年的学生现在的文化人说：王冷什么“问题”也没有，只是她对学生比较严格比较厉害。另外，她看起来自视甚高，烫头发，穿旗袍，人也长得漂亮。中国的文化里有非常邪恶的成分，在1966年表现为杀死王冷，在1990年表现为不忏悔。
中学生红卫兵大规模地殴打以及打死老师，最早起源于北京，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发展和“革命大串连”传播到全国各个学校。在北京，学生打死老师的高潮发生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在西安，杀戮掀起比北京晚了没有几天。这显然是文革领导人有效使用了现代通讯、交通以及宣传手段的结果。
关于王冷，笔者还亲身经历过一件与她有关的事情。1999年春天的一天，笔者下课以后，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遇到四位来学校游览的中国老人。他们请笔者在一个花坛前为他们照一个合影。四个人中，一对老夫妇是常住美国的老华侨，另一对老夫妇是受他们邀请从西安来美国游览的，其中之一是退休中学教师。彼此攀谈起来。笔者问起西安来的退休教师是否知道王冷被打死的事情。那位老太太说，知道，还知道王冷的丈夫叫张孝。这时候，她的丈夫把她拉到花坛的另一边，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立即跟我告辞离开了。看到他们慌慌张张的样子，笔者感到惶惑而压抑。他们在怕什么呢？杀死王冷的余威，或者说文革的余威，三十多年以后，远在美国，还让人如此清晰地感觉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