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7-31
One red princeling Hu Shiying posted a photo of a private gathering of China's red princelings, in which a infamous red guard Song Yaowu appeared.
The party was hosted by Xi Jinping, then CCP Party Boss in Zhejiang Province. Others appeared in this photo includes Bo Xicheng (son of Bo Yibo and brother of Bo Xilai), Liu Yuan (son of Liu Shaoqi), Wang Qishan (son in law of Yao Yilin), Yang Li (daughter of Yang Shangkun), Chen Yuan (son of Chen Yun) among others. Song Yaowu is the women 4th from left in the front. Xi Jinping is 3rd from right in the second row.
Song, together with another Red Guard Deng Rong (daughter of Deng Xiaoping), killed their teacher Bian Zhongyun, the first teacher to be killed by students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cident opened an era when red guards across the country were mobilized to take over schools by violence. Many more teachers would be tortured and killed in the next few years.
One of those from whom Hu Jie got evidence was another teacher at the school, Lin Mang.In the film Lin states that the Red Guards beat Bian Zhongyun in a toilet room. He described one of the perpetrators as a tall, thin girl. Lin also stated in the film that Red Guards forced him to carry Bian's body after her murder.
Based upon subsequent additional credible evidence received,the tall, thin girl who Lin saw beating Bian was Liu Tingting, daughter of Liu Shaoqi, the president of China.
徐静蕾的情人http://amocualg.blogspot.tw/2015/08/blog-post_99.html老芒克、王朔、叶大鹰(这人是中共权贵子弟跟六四屠夫之一李鹏家族是亲家关系)、何平、三宝、郑均、张亚东、黄觉、韩寒、佟大为、姚秀强（信息时报编辑,后辞职在新浪网站当编辑）、李琛（徐静蕾的前经纪人）、、、、、、
个个都是找情人、包二奶、玩劈腿的男人
徐静蕾的情人http://amocualg.blogspot.tw/2015/08/blog-post_99.html老芒克、王朔、叶大鹰(这人是中共权贵子弟跟六四屠夫之一李鹏家族是亲家关系)、何平、三宝、郑均、张亚东、黄觉、韩寒、佟大为、姚秀强（信息时报编辑,后辞职在新浪网站当编辑）、李琛（徐静蕾的前经纪人）、、、、、、
个个都是找情人、包二奶、玩劈腿的男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网站，推出的文革真相的部分揭秘文章
美国之音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在于苏联，比如专题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21-w2006-05-26-voa69-62935837/1035668.html，提及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苏联，国际共运的领袖、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赫鲁晓夫在三年之内先后扳倒了两位斯大林的接班人，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强烈批评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和大清洗的错误。然而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又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
对斯大林死后进行的批评以及苏联领导层内部的斗争使毛泽东开始担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自己的身边，随时可能对自己“大跃进”的失误进行批判，夺取自己的权力。而他怀疑的对象就落到刘少奇及其同党的身上。正如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所说：
“赫鲁晓夫的下台给毛泽东敲响了警钟。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到哪一天也会把毛泽东弄掉。”
但是人民日报http://rmrbw.info/index.php的过往文章（该网站本来有人民日报过往期刊的扫描版，但后来扫描版不能下载了，现在贴出来的文字版只能作为参考）显示，60年代初期，中共的整个政权在联合越南反美
比如这几篇新闻就揭示了当时的情况
http://rmrbw.info/read.php?tid=317359&fpage=10
http://rmrbw.info/read.php?tid=317390&fpage=13
http://rmrbw.info/read.php?tid=317405&fpage=14
http://rmrbw.info/read.php?tid=301191&fpage=2
http://rmrbw.info/read.php?tid=301314&fpage=11
http://rmrbw.info/read.php?tid=301447&fpage=19
http://rmrbw.info/read.php?tid=328295&fpage=5
http://rmrbw.info/read.php?tid=328358&fpage=9
后来中越边境的云南，广西等省份，都有大量的知青前往并有大量的兵工厂建立在当地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21-w2007-02-17-voa1-58417257/1083346.html
文革中还有大批的人自杀，其中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著名记者范长江，著名作家老舍，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李立三，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含)。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高皋现在回忆起文革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打死人，抄家，在思想上的压迫、压抑。”
文革期间，中国各地各种造反派别之间曾经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当时的说法叫“武斗”。这种武斗远远超出了人们印象中的街头斗殴和黑社会械斗的程度，而是使用包括坦克和高射炮等现代武器在内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的军队也曾经部份卷入这种武斗。后来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军队也曾经对一些武斗派别进行过无情的镇压。
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但是各方的估计是大约二百万到一千万人之间。受到文革冲击、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估计有1亿6千万到两亿人。而中国当时的人口不到8亿人。
要知道，这并不包括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下放干部和家属。
但是中国当时的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就提出了造成灾难的“人祸”问题。当时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曾经积极推动毛泽东的狂热政策。就连后来对“大跃进”提出批评的彭德怀也曾经是积极推动者之一。不过，看到“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以后，激进的毛泽东和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人为代表的务实派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他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写的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曾经指责这次七千人大会是右倾。在文革期间的1967年，毛泽东曾经表示，“‘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他的妻子江青在文革初期也曾经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因此，很多研究文革的专家认为，毛泽东在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以后就开始计划打倒刘少奇了。
促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动机是国际因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苏联，国际共运的领袖、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赫鲁晓夫在三年之内先后扳倒了两位斯大林的接班人，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强烈批评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和大清洗的错误。然而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又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
对斯大林死后进行的批评以及苏联领导层内部的斗争使毛泽东开始担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自己的身边，随时可能对自己“大跃进”的失误进行批判，夺取自己的权力。而他怀疑的对象就落到刘少奇及其同党的身上。正如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所说：
“赫鲁晓夫的下台给毛泽东敲响了警钟。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到哪一天也会把毛泽东弄掉。”
然而，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四清”运动整治的都是一些基层“小虾米”，并没有朝毛泽东希望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感到通过正常的党务系统难以解决问题，只好通过一种非常规的运动来除掉这一大批他认为与他离心离德的官员。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毛泽东就对自己的选择提出了质疑。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嫌隙。那是1962年1月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当时，毛泽东的一场大跃进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级官员怨声载道。曾经热衷于大跃进的刘少奇在会上对大跃进提出了一点批评。
不过，大饥荒过后，由于中共官方从来没有公开承认大跃进的失败，而是说“三年自然灾害”，同时中共还继续神化毛泽东，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因此中国人并没有把这笔帐算在共产党、毛泽东头上，而是跟着官方宣传把帐算在“自然灾害”头上和省级以下的干部头上。他们认为，“自然灾害”和这些干部欺上瞒下、贪污腐败导致了这场大饥荒。而毛泽东则仍然是他们的“贴心人”和伟大的领路人。
这似乎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他对当年被迫自我批评耿耿于怀，正希望有机会把这场大灾难的过失推卸到那些他认为执行他的政策不力的官员身上。于是，在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此时，刘少奇已经受到毛泽东的指责，说他顶不住右倾压力。听到毛泽东发出搞阶级斗争的号召，刘少奇迫不及待地积极响应，坚决贯彻。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部署这场后来被称为“四清”的社教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要“搞一个阶级斗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毛泽东估计，“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更激进地说，“三分之一打不住。”
1964年8月5号，中共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
刘少奇主导的四清运动主要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县的农村地区。在这场运动中，一共有大约500多万人被整，其中7万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案子的绝大多数，包括刘少奇倡导的四清典型经验中的全部案子，都作为冤、假、错案平反。
然而，刘少奇极左的表现并没有讨得毛泽东的欢心。毛泽东想把四清的矛头对准新的敌人--“走资派”，要把这股祸水引向上层，强调“根子在上面”；而刘少奇却把矛头对准传统的敌人--“地富反坏右”和党内的“小虾米”，最多只是调整了几个省级官员的工作。
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刘冲突公开化、白热化。先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身体不适，邓小平劝毛可以不必参加会议。后是毛泽东在会议中声称四清中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坚持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在会议上，刘少奇打断毛泽东的插话，同毛发生争执。结果，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掏出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毛泽东甚至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毛泽东1970年12月18号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说过，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就是在1965年1月那次会议期间下定的。
在1966年的6月和7月刘少奇领导中共的文革期间，全中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有1万多个学生被打成右派，两千多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文革的参与者刘国凯说：
“1966年的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了第二次反右，整了很多很多的人。那次反右比第一次反右还要恶劣。第一次反右是要人家说话，说完了再说你这个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就这样来批斗。第二次反右根本没叫人说话呀。而是翻档案。谁的档案黑一些，谁就是。然后组织一些积极分子进行官方大字报的围攻，把他揪出来了。其实没说话就揪出来了。学校里面凡是给工作组提了意见的都打成反动学生。”
刘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极左表现并没有使自己免遭厄运。1966年7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立即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指责。8月4号，毛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责刘“镇压群众运动”。第二天，毛抛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且重新排列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几个月以后便被彻底打倒了。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这是继中共中央在早些时候发出《5.16通知》以后的第二个发动文革的正式文件。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中国南方回到北京，要踢开刘少奇，开始真正的文革了。本来，刘少奇在指导初期文革的时候，每一个步骤都请示过毛泽东，而且得到了毛的首肯。然而毛泽东从南方回来之后对这些只字不提，反而指责刘少奇派出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
1966年7月28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学生以“红卫兵”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并且附上了他们的两张大字报，请求毛泽东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他们在大字报中引述了毛泽东1939年12月在延安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当年要推翻一个政权，主张造反有理。二十多年以后，他的红卫兵要再次造反，为毛泽东清除党内的“异己势力”。8月1号，毛泽东给这些红卫兵复信，表示坚决支持“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于是，以首都北京的学生为首，中国各地的大中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8月18日， 毛泽东身着解放军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上百万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城楼上下“万岁”声鼎沸，毛泽东兴奋地说，“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又连续七次在北京接见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最多的一次接见了250万红卫兵。八次接见的总人数达到将近1200万人。
各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受到揪斗、批判、游街羞辱和殴打。红卫兵开展“破四旧”活动，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一切被认为是“四旧”、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场所和物品都受到破坏，包括教堂和寺庙、文物古迹、书籍字画等等。由于造反的红卫兵以学生为主，因此各级学校的负责人和老师受害尤为严重，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打死，还有很多人由于不堪虐待、羞辱和折磨而自杀。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之一高皋回忆说：“在我们学校，刚刚一开始，那些红卫兵，特别是女红卫兵，在我们的礼堂当场打死了一个我们附近的医生。”
红卫兵抄家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
高皋说：“66年文化革命刚开始，我们家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被抄的，而且整个家里头，几个大汽车给搬得一空，地都挖了三尺。但是实际上我们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
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也因为这场造反行动而再次受到株连。
高皋说：“我们家当时有一个阿姨，也是我们亲戚，她是出身于地主，结果当场给她剃成一个阴阳头，把她赶出北京。为了让她走的(安全)，我还记得我给她做了一个帽子，一半是假发横在那儿。这样让她能够少受点折磨。哪知道，一上了火车，她的帽子就被摘下来了，一路打，打到老家。”
美国海波因特大学教授邓鹏博士回忆说：
“我有一个同事，出身不好，他的父母是地主。文革初期，他因为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出了一点差错，就受到了种种不公的待遇。他受到不公待遇的时候，受到其他红卫兵攻击的时候，他这个事情就很容易牵连到他的家庭出身上。这个同事显然丧失了理智。他回到他的老家，和他的弟弟一块儿到他父亲的坟墓那儿去，把他父亲的坟墓掘开，挖出父亲的尸骨，然后用锄头把父亲的头盖骨，尸体的头盖骨给敲碎了，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恨。”
“毛泽东1970年12月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的时候，他很明确地告诉斯诺，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拿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和小学教师开刀。斯诺，我不知道他懂没懂开刀的意思，但是毛泽东是知道的，中国人也是知道的。这个开刀不是比喻性的说法，是真的，就是杀人见血的。他就是这样明明确确告诉大家的。”
“从8月5号到8月18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前，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以及101中学一个美术教师，叫陈葆昆。然后在8月18日那一天，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然后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然后毛泽东说：“要武嘛”。
“在北京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帮助下， ‘首都三司’的，他们的串连和组织下，就成立了‘工总司’。其实成立‘工总司’的时候，说老实话，真可怜，就是二十多个人啊。当初其实是一个红卫兵把我们召集起来，说是听听你们上海工人的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来红卫兵就说了，特别就是那个，我记得，鲍普(？)，中央美术学院的，他就说了：‘你们要靠红卫兵干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你们自己成立一个造反组织嘛。’就这样，就想起成立一个组织，就成立了上海‘工总司’。”
*踢开党委 两派对立*
本来，中共的《十六条》还规定文革是在中共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但是在1966年10月5号，根据毛泽东的副手林彪的建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不让军队院校的党委领导文革。中共把这个指示转发给全中国。于是，中国进入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时期。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指示自己的副手，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说：“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
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接见中共军委人员，要求军队“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1967年1月23日，中共发出《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在毛泽东的亲信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直接操纵下，以王洪文、潘国平等人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1967年1月6号掀起所谓的“一月风暴”，率先全面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权力。毛泽东在1月8号发表讲话对这种行动表示支持，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他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向上海造反派发贺电，号召全国学习上海的经验。
从此，文革进入造反派“全面夺权”时期。“夺权”之后纷纷成立了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取代过去的党委和政府。“革命委员会”由军队人员、被认为是“革命干部”的老官员和造反派派出的所谓 “革命群众代表”组成，当时被称为“革命的‘三结合’”。
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各地的造反派之间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和权力而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就是人们所说的“武斗”。
当时人们最喜欢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就是：“革命不是请客 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各派在武斗中动用了从大刀、梭标等原始武器到坦克大炮等现代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相互残杀。四川的武斗尤为激烈。
中国军队所谓的支持左派的行动实际上助长了武斗的发展。到了1968年9月5日，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这种“革命委员会”，中国官方媒介当时欢呼说“全国山河一片红”了。此时，毛泽东又动用军队制止武斗，试图恢复秩序。
就是在这个时候，这场风暴中最大的“走资派”，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当时有71%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反党分子”，97名中央委员中，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个人，还不到半数。当时中共官员受到冲击的程度可略见一斑了。
至此，毛泽东文革的最大目标已经达到了，刘少奇和其他毛泽东认为应该打倒的中共官员已经都被打倒。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手，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刚刚开始呢。
1966年12月26号，文革热潮中的毛泽东73岁生日。一贯不喜欢做寿的毛泽东令人意外地请了一次寿宴。受到邀请的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部份成员。席间，兴致勃勃的毛泽东站起来祝酒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乾杯！”
毛泽东的话绝不是一句戏言。就在毛泽东预祝全面内战四天以后的1966年12月30日，上海两个对立的造反组织发生了号称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流血冲突。
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67年1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夺取了枪支，准备夺权。当权派请出军队支援。结果双方发生枪战，两天之内一共打死29个人，打伤80个人。
1967年，中国的造反派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开始全面夺权，随后便出现了权力分配之争和政见之争，多数地方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双方的分歧常常发展到势不两立，最后演变成大规模武装冲突。
在所有的武斗中，双方忠于的是一个领袖，就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双方都抱着同一个目的，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偏偏不认同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跟着他走的。毛公开把群众组织划分为左派组织、或者叫造反派，和右派组织、也叫保皇派。毛泽东要支持左派组织压倒右派组织。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指示林彪说“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于是，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3号发布了军队支左决定。可以想象，武装部队公开介入武斗派系之间的斗争只能使武斗更加严重和复杂化。
“720事件”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十分紧张。毛泽东没有料到造反派和军队公然对抗中央文革。他在1967年8月4号写信给江青，认为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他在信中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
记者问：“也就是说，当年所谓的造反派冲击军事设施，抢武器，抢枪，实际上军队当时并没有坚决地保卫这些武器，不让抢走。”
高文谦说：“对，整个的根子就在于毛的‘武装左派’这四个字。”
从1967年8月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
不过，从1967年9月开始，毛泽东改变了要求军队支持左派的做法，转而要求军队“支左不支派”。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不过，尽管中共在1967年曾经先后发过一些指示，要各派停止武斗，而且做过一些实际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仍然不忘要“武装左派”。例如，中共1967年的“九五命令”要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但是毛泽东在批示这个文件时继续肯定了“武装左派”的口号。
于是，在各地造反派组织抢军火库的时候，军队并没有得到坚决制止的命令，因此要么主动送武器给造反派，要么眼巴巴地看着武器军火被抢。1968年7、8月份在广西梧州市，造反派有一次竟然从军队那里一次就获得了700多支枪。也就是在这一期间，这里发生的一场武斗导致1470多人死亡。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
种种事实显示，直接促成武斗发生和升级的不仅仅是江青，更重要的是她背后的毛泽东。
有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尚方宝剑，各地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地斗起来。1967年8月4号，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的总部，导致18人死亡，将近1000人受伤，其中一百多人残废。
据说，毛泽东看到了这场武斗，而且武斗的组织者王洪文因此而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王洪文日后得到毛泽东的青睐产生了重要作用。
四川的武斗，尤其是重庆地区的武斗更是动用了各种轻武器以及高射炮、大炮和坦克。在武斗中的死伤人数数以万计。
不过，残酷的武斗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担忧。1968年3月15号，周恩来、江青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四川军政官员，当时四川省的负责人，中国军队成都军区的政委张国华反映“武斗厉害”，“成都也打仗，是学生多”。江青说，“小青年嘛，爱玩枪。”另一位官员反映说，武斗中使用了当时中国最新式的双管高射炮。江青轻松地说，“不过打一打也好，练习练习。”
然而到了1968年，毛泽东真地要制止武斗了。
高文谦说：“那么到了68年的时候或者说67年9月份以后，毛巡视南方之后提出来大联合了。他在当时判断啊，刘邓大体搞得差不多了，各省市的阵线也都分明了。各省该保谁，该打谁在中央那边，线已经划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下面这两派，你放纵起来以后，他们并不听招呼，这个历史还有一个惯性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就是苦口婆心讲，要大联合，可是没有人听啊。
“所以毛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急呀。而毛当时自己设的时间表，到了1967年7、8月间，他讲文革就是三年嘛。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三年扫尾。到了68年的时候，整个的局势是各地的武斗打得不可开交，久拖不决的局面。所以毛当时就反过来又要大联合了。”
1968年7月3号和24号，中共分别发布了关于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1968年7月27号，毛泽东亲自下令组织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入当时武斗激烈的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并不知道这些工人是毛泽东派来的，于是进行了抵抗，结果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731人。
7月28号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和他们谈了五个小时。当年预祝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现在祭出“人民”制止武斗了。他说，“现在......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他警告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也不是戏言。
记者问：“后来军队实际上对一些造反派还是进行了镇压，比方说，大概最著名的，就是对广西的那个派，叫做‘四二二派’吧，对那个派镇压，据说杀了很多的人。
文革三年左右的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呢？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报导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报告中说，“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
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专家丁抒在《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一文中估计，文革武斗的死亡人数大约在30万人到50万人之间。
毛泽东的话绝不是一句戏言。就在毛泽东预祝全面内战四天以后的1966年12月30日，上海两个对立的造反组织发生了号称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流血冲突。
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67年1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夺取了枪支，准备夺权。当权派请出军队支援。结果双方发生枪战，两天之内一共打死29个人，打伤80个人。
1967年，中国的造反派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开始全面夺权，随后便出现了权力分配之争和政见之争，多数地方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双方的分歧常常发展到势不两立，最后演变成大规模武装冲突。
在所有的武斗中，双方忠于的是一个领袖，就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双方都抱着同一个目的，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偏偏不认同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跟着他走的。毛公开把群众组织划分为左派组织、或者叫造反派，和右派组织、也叫保皇派。毛泽东要支持左派组织压倒右派组织。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指示林彪说“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于是，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3号发布了军队支左决定。可以想象，武装部队公开介入武斗派系之间的斗争只能使武斗更加严重和复杂化。
“720事件”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十分紧张。毛泽东没有料到造反派和军队公然对抗中央文革。他在1967年8月4号写信给江青，认为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他在信中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
记者问：“也就是说，当年所谓的造反派冲击军事设施，抢武器，抢枪，实际上军队当时并没有坚决地保卫这些武器，不让抢走。”
高文谦说：“对，整个的根子就在于毛的‘武装左派’这四个字。”
从1967年8月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
不过，从1967年9月开始，毛泽东改变了要求军队支持左派的做法，转而要求军队“支左不支派”。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不过，尽管中共在1967年曾经先后发过一些指示，要各派停止武斗，而且做过一些实际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仍然不忘要“武装左派”。例如，中共1967年的“九五命令”要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但是毛泽东在批示这个文件时继续肯定了“武装左派”的口号。
于是，在各地造反派组织抢军火库的时候，军队并没有得到坚决制止的命令，因此要么主动送武器给造反派，要么眼巴巴地看着武器军火被抢。1968年7、8月份在广西梧州市，造反派有一次竟然从军队那里一次就获得了700多支枪。也就是在这一期间，这里发生的一场武斗导致1470多人死亡。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
种种事实显示，直接促成武斗发生和升级的不仅仅是江青，更重要的是她背后的毛泽东。
有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尚方宝剑，各地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地斗起来。1967年8月4号，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的总部，导致18人死亡，将近1000人受伤，其中一百多人残废。
据说，毛泽东看到了这场武斗，而且武斗的组织者王洪文因此而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王洪文日后得到毛泽东的青睐产生了重要作用。
四川的武斗，尤其是重庆地区的武斗更是动用了各种轻武器以及高射炮、大炮和坦克。在武斗中的死伤人数数以万计。
不过，残酷的武斗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担忧。1968年3月15号，周恩来、江青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四川军政官员，当时四川省的负责人，中国军队成都军区的政委张国华反映“武斗厉害”，“成都也打仗，是学生多”。江青说，“小青年嘛，爱玩枪。”另一位官员反映说，武斗中使用了当时中国最新式的双管高射炮。江青轻松地说，“不过打一打也好，练习练习。”
然而到了1968年，毛泽东真地要制止武斗了。
高文谦说：“那么到了68年的时候或者说67年9月份以后，毛巡视南方之后提出来大联合了。他在当时判断啊，刘邓大体搞得差不多了，各省市的阵线也都分明了。各省该保谁，该打谁在中央那边，线已经划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下面这两派，你放纵起来以后，他们并不听招呼，这个历史还有一个惯性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就是苦口婆心讲，要大联合，可是没有人听啊。
“所以毛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急呀。而毛当时自己设的时间表，到了1967年7、8月间，他讲文革就是三年嘛。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三年扫尾。到了68年的时候，整个的局势是各地的武斗打得不可开交，久拖不决的局面。所以毛当时就反过来又要大联合了。”
1968年7月3号和24号，中共分别发布了关于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1968年7月27号，毛泽东亲自下令组织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入当时武斗激烈的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并不知道这些工人是毛泽东派来的，于是进行了抵抗，结果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731人。
7月28号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和他们谈了五个小时。当年预祝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现在祭出“人民”制止武斗了。他说，“现在......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他警告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也不是戏言。
记者问：“后来军队实际上对一些造反派还是进行了镇压，比方说，大概最著名的，就是对广西的那个派，叫做‘四二二派’吧，对那个派镇压，据说杀了很多的人。
文革三年左右的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呢？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报导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报告中说，“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
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专家丁抒在《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一文中估计，文革武斗的死亡人数大约在30万人到50万人之间。
回首文革(6)：接班人之死─刘少奇
十年文革，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成为文革的头号冤案。而打倒他的正是中共主席毛泽东。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做修改党章报告时第一次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正式列入中共党章，成为和马列主义并列的中共的指导思想。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成为中共排名第二的领导人物。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做自我批评。刘自称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当时坐在幕后的毛泽东“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须知，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出要打倒刘少奇。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副主席职务被取消了。他在排名上退到了第八位。从此以后，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
不过，有人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可能并没有想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还是保留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毛曾经制止贴刘的大字报。在1966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还制止叶剑英等人过于激烈地批刘少奇。毛泽东在1966年八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11月3日那次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
但是，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改组政治局。
事实是，在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五天以后的1966年12月18日，毛泽东的亲信、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让他发动打倒刘少奇的运动。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数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人们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这位刘主席原来是毛主席最大的死敌。
1967年元旦这一天，在戒备森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造反派竟然将大字报贴进了刘少奇的住宅。
1月3日，造反派在刘少奇的住宅里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
7月18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揪斗刘少奇大会。
8月5日，在中南海内，中央文革批准召开了三场批斗大会，分别批斗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从此，刘少奇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9年，中国和苏联发生边界冲突，两国之间剑拔弩张。中国高层十分紧张，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军委1969年10月18日下达了“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中国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将中央负责人和一些老干部疏散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中国官方说，林彪、“四人帮”借这个名义将一些政敌赶出北京，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刘少奇。实际上，《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战备疏散是毛作出的决定。把刘少奇紧急从北京送到开封。送的是谁呢？就是汪东兴的人。而且据说一开始随着刘少奇去的也是当时监管刘少奇的从北京去的那拨人。那一拨人，就当时的人回忆讲，他们那个时候对刘的药品的治疗、护理还是比后来要好。后来的情况，病急剧恶化就是因为接到北京的命令，全部返回。这样就把刘少奇交给了当地某个野战医院，那条件就更差了。所以非常快就死了。”
中共官方说，是林彪、“四人帮”将刘少奇迫害至死。不过人们在今天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幅更完整的画面。
的确，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难辞其咎。1968年9月16号，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提交了三本含有大量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材料的批语当中使用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的字眼。9月19号，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不过，应该承担责任的人绝对不止是林彪和江青。文革专家高文谦：
“我觉得周恩来也应该负责任。周恩来一个是他本身的地位，他是党内第三号人物。再有一个，他实际上是日常工作的主持者，所以很多情况他都非常清楚。比如说，每天的刘少奇专案组，包括监护他的人关于他每天的活动、表现，周都会看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援之以手吧。我想这是有责任的吧。”
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周恩来1968年9月25日在刘少奇审查报告上批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高文谦：“江青牵头把这个材料搞出来，当然是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协助下了。搞出来以后，江青就送给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这些常委看。周、康、陈他们，林彪他们看完之后，又由周、康、陈、江(青)这四个人向毛和林彪送这个材料。毛、林批准了之后，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由周恩来正式代表中央审查委员会做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报告。”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除一人之外，全体与会者举手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文谦：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宣布“作出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的时候，专门选择在刘少奇生日那一天给他放广播，实际上就是有意地去刺激他吧。刘少奇从那个事情之后就不再说话了。
然而，如果没有第一号领袖毛泽东某种形式的首肯，对中共第二号领导人物进行虐待是不可想象的，更不要说迫害至死了。我们至少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到毛泽东那只无所不在的手。
文革期间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回忆说，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他们的时候说，“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
1971年，刘少奇幸存的几个孩子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允许前往监狱探望父亲母亲。毛1972年在信上批示说：“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高文谦：“据我所知，刘少奇在看管的过程中，这个看管小组他们每天都有汇报。像毛、周这些人都是可以看到的。换句话说，刘少奇的实际情况，毛、周他们并不是不了解情况，并不是说被下面人所蒙蔽。而是他们一直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就说，从政治上要打倒刘少奇，这是毛的决定。从生活上，什么时候这个病该治，什么时候这个病不该治，这些最高的操控的那只手我觉得还是在毛。
“第一位的责任，首先是毛泽东。而且毛泽东的责任，我觉得都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责任。”
1980年5月14日，在刘少奇去世将近11年以后，在将他置于死地的毛泽东死去将近四年以后，中共为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
然而，迫害刘少奇至死的人，有哪一个受到过惩罚了吗？那个开封军医记录中的一再阻挡治疗抢救刘少奇的“中央特派员”、那些使用刑讯逼供让人作伪证陷害刘少奇的专案组成员、那些在刘少奇被隔离期间不给他吃喝、下令停止用药的人，他们受到惩罚了吗？人们不得而知。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毛泽东的第一任接班人刘少奇，死了，平反了。在刘少奇一案中受害的人不计其数，仅因此被判刑的就高达两万八千多人。其实，在毛泽东这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但是元凶毛泽东却依然没有受到谴责和追究。
十年文革，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成为文革的头号冤案。而打倒他的正是中共主席毛泽东。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做修改党章报告时第一次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正式列入中共党章，成为和马列主义并列的中共的指导思想。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成为中共排名第二的领导人物。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做自我批评。刘自称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当时坐在幕后的毛泽东“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须知，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出要打倒刘少奇。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副主席职务被取消了。他在排名上退到了第八位。从此以后，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
不过，有人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可能并没有想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还是保留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毛曾经制止贴刘的大字报。在1966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还制止叶剑英等人过于激烈地批刘少奇。毛泽东在1966年八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11月3日那次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
但是，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改组政治局。
事实是，在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五天以后的1966年12月18日，毛泽东的亲信、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让他发动打倒刘少奇的运动。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数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人们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这位刘主席原来是毛主席最大的死敌。
1967年元旦这一天，在戒备森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造反派竟然将大字报贴进了刘少奇的住宅。
1月3日，造反派在刘少奇的住宅里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
7月18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揪斗刘少奇大会。
8月5日，在中南海内，中央文革批准召开了三场批斗大会，分别批斗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从此，刘少奇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9年，中国和苏联发生边界冲突，两国之间剑拔弩张。中国高层十分紧张，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军委1969年10月18日下达了“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中国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将中央负责人和一些老干部疏散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中国官方说，林彪、“四人帮”借这个名义将一些政敌赶出北京，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刘少奇。实际上，《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战备疏散是毛作出的决定。把刘少奇紧急从北京送到开封。送的是谁呢？就是汪东兴的人。而且据说一开始随着刘少奇去的也是当时监管刘少奇的从北京去的那拨人。那一拨人，就当时的人回忆讲，他们那个时候对刘的药品的治疗、护理还是比后来要好。后来的情况，病急剧恶化就是因为接到北京的命令，全部返回。这样就把刘少奇交给了当地某个野战医院，那条件就更差了。所以非常快就死了。”
中共官方说，是林彪、“四人帮”将刘少奇迫害至死。不过人们在今天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幅更完整的画面。
的确，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难辞其咎。1968年9月16号，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提交了三本含有大量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材料的批语当中使用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的字眼。9月19号，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不过，应该承担责任的人绝对不止是林彪和江青。文革专家高文谦：
“我觉得周恩来也应该负责任。周恩来一个是他本身的地位，他是党内第三号人物。再有一个，他实际上是日常工作的主持者，所以很多情况他都非常清楚。比如说，每天的刘少奇专案组，包括监护他的人关于他每天的活动、表现，周都会看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援之以手吧。我想这是有责任的吧。”
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周恩来1968年9月25日在刘少奇审查报告上批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高文谦：“江青牵头把这个材料搞出来，当然是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协助下了。搞出来以后，江青就送给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这些常委看。周、康、陈他们，林彪他们看完之后，又由周、康、陈、江(青)这四个人向毛和林彪送这个材料。毛、林批准了之后，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由周恩来正式代表中央审查委员会做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报告。”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除一人之外，全体与会者举手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文谦：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宣布“作出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的时候，专门选择在刘少奇生日那一天给他放广播，实际上就是有意地去刺激他吧。刘少奇从那个事情之后就不再说话了。
然而，如果没有第一号领袖毛泽东某种形式的首肯，对中共第二号领导人物进行虐待是不可想象的，更不要说迫害至死了。我们至少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到毛泽东那只无所不在的手。
文革期间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回忆说，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他们的时候说，“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
1971年，刘少奇幸存的几个孩子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允许前往监狱探望父亲母亲。毛1972年在信上批示说：“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高文谦：“据我所知，刘少奇在看管的过程中，这个看管小组他们每天都有汇报。像毛、周这些人都是可以看到的。换句话说，刘少奇的实际情况，毛、周他们并不是不了解情况，并不是说被下面人所蒙蔽。而是他们一直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就说，从政治上要打倒刘少奇，这是毛的决定。从生活上，什么时候这个病该治，什么时候这个病不该治，这些最高的操控的那只手我觉得还是在毛。
“第一位的责任，首先是毛泽东。而且毛泽东的责任，我觉得都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责任。”
1980年5月14日，在刘少奇去世将近11年以后，在将他置于死地的毛泽东死去将近四年以后，中共为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
然而，迫害刘少奇至死的人，有哪一个受到过惩罚了吗？那个开封军医记录中的一再阻挡治疗抢救刘少奇的“中央特派员”、那些使用刑讯逼供让人作伪证陷害刘少奇的专案组成员、那些在刘少奇被隔离期间不给他吃喝、下令停止用药的人，他们受到惩罚了吗？人们不得而知。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毛泽东的第一任接班人刘少奇，死了，平反了。在刘少奇一案中受害的人不计其数，仅因此被判刑的就高达两万八千多人。其实，在毛泽东这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但是元凶毛泽东却依然没有受到谴责和追究。
林彪在天安门广场高呼口号：“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个人的声音，经历过文革那个狂热年代的人想必熟悉。他就是文革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元帅。
李(吉+力)：“林彪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不喜欢搞阴谋的人。他是一个对权力非常淡泊的人。你想，十大元帅授勋(衔)林彪都没有出席呀，淡泊到什么程度！”
不过，毛泽东在林彪身上花的政治功夫是越来越多。1954年，林彪被任命为副总理。1955年4月，林彪和邓小平一起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彪投桃报李，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一片厚望。他主持中共军委工作和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军队中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的地位。
这包括他提倡和推行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在《解放军报》报头上每天刊登一条毛泽东的语录，编辑和出版后来在文革中人手一本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有他那个著名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些做法相当欣赏，他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还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63年，毛泽东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充份显示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满意程度。
在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整个气氛是对“大跃进”的左倾冒进政策提出批评。毛泽东陷入空前孤立的状态。
此时，林彪却独树一帜，明确支持毛泽东。他不仅没有把“大跃进”的失误归咎于毛泽东的左倾冒进，反而说是因为人们领会和执行毛泽东指示不好而造成的。
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很多。”
林彪还独具匠心地提出“付学费”的说法，为大跃进的失误开脱。他说：“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十分满意。林彪发言一结束，毛泽东带头鼓掌，并且在会后批示将林彪的讲话“发给党内干部学习”。以后还多次提到林的这次讲话。江青后来也说过，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次讲话“内心是感激的”。
进入文革以后，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更是变本加厉，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而林彪的地位也在毛泽东的首肯下达到新的高度。曾经有一阵，如果提到“毛主席”，就必定提到“林副主席”。在中共历史上，将副手与最高领袖并提的情况是空前绝后的。
不过，林彪对此感到不舒服。原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回忆说，1967年6月16日，毛泽东和林彪一起看样板戏时，报幕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泽东这时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当天晚上，林彪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以后不要再提这个口号。
对于文革的发动，林彪并没有参与具体的策划。1966年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并没有参与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开到一半，请假休息的林彪才在毛泽东的一再督促下前来参加会议。后来，林彪也没有直接负责文革的具体工作。不过，一般人仍然认为，林彪对文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主管军队的林彪并没有在军内积极开展文革。
1966年10月1日，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造反派的代表、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上向毛泽东告状，指责军队院校压制文革。于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林彪在10月5日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对军队院校搞文革的种种限制。军事院校和一些机关人员随后开始对军队领导人造反夺权，并且揪斗虐待了许多军方高级将领。
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对军队没有轰轰烈烈开展文革十分不满。她想先拿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开刀，要求林彪点名批判萧华，被林拒绝。
1967年1月20日，叶剑英借助毛泽东要保萧华的指示，与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顶了起来，拍桌子拍断了小手指。被称为林彪第一大将的黄永胜对江青和中央文革进行指责。他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叶剑英当天到林彪住处汇报。林彪大怒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并且马上把江青找来训斥一顿，而且要把江青赶走。
军中老帅们被林彪的态度所鼓舞，随即由徐向前登门向林彪反映情况。林彪当场口述几条命令，包括军人不得擅离职守；不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不许冲击军事机关等等。林彪随后亲自面见毛泽东，请他批准了这几项命令，最终形成了中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林彪因此对毛说： “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在这个期间曾经出面保护了一批军队将领，包括后来被称为林彪“四大金刚”之一的总后勤部长邱会作。1967年1月25日， 造反派揪斗邱会作，打断了他的肋骨。林彪闻讯找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手书命令“立即放出邱会作”。叶群和陈伯达随即拿着林彪的手令到造反派那里救出了邱会作。
1968年，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是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
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显然也意识到了军队稳定的重要性。
林彪在文革初期曾经对毛泽东的妻子、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负责人江青大加吹捧，说江青“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他还和周恩来一起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
但是林彪也曾经对军委办事组的人说：“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捣乱的。”这个“他们”指的是江青等人。他还曾经对想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指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
随着文革的进展，林彪的地位也在加强。
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其中有一句话说，“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毛泽东删掉了“和好学生”四个字，将林彪提到了和他平起平坐的高度。林彪则要求整个删掉这句话，以及林彪是毛泽东接班人的文字。但是毛泽东批示说：“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至此，毛泽东的文革已经基本成功了；中共的“九大”即将召开；林彪的副统帅位置越坐越稳。
这个人的声音，经历过文革那个狂热年代的人想必熟悉。他就是文革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元帅。
李(吉+力)：“林彪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不喜欢搞阴谋的人。他是一个对权力非常淡泊的人。你想，十大元帅授勋(衔)林彪都没有出席呀，淡泊到什么程度！”
不过，毛泽东在林彪身上花的政治功夫是越来越多。1954年，林彪被任命为副总理。1955年4月，林彪和邓小平一起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彪投桃报李，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一片厚望。他主持中共军委工作和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军队中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的地位。
这包括他提倡和推行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在《解放军报》报头上每天刊登一条毛泽东的语录，编辑和出版后来在文革中人手一本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有他那个著名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些做法相当欣赏，他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还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63年，毛泽东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充份显示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满意程度。
在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整个气氛是对“大跃进”的左倾冒进政策提出批评。毛泽东陷入空前孤立的状态。
此时，林彪却独树一帜，明确支持毛泽东。他不仅没有把“大跃进”的失误归咎于毛泽东的左倾冒进，反而说是因为人们领会和执行毛泽东指示不好而造成的。
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很多。”
林彪还独具匠心地提出“付学费”的说法，为大跃进的失误开脱。他说：“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十分满意。林彪发言一结束，毛泽东带头鼓掌，并且在会后批示将林彪的讲话“发给党内干部学习”。以后还多次提到林的这次讲话。江青后来也说过，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次讲话“内心是感激的”。
进入文革以后，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更是变本加厉，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而林彪的地位也在毛泽东的首肯下达到新的高度。曾经有一阵，如果提到“毛主席”，就必定提到“林副主席”。在中共历史上，将副手与最高领袖并提的情况是空前绝后的。
不过，林彪对此感到不舒服。原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回忆说，1967年6月16日，毛泽东和林彪一起看样板戏时，报幕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泽东这时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当天晚上，林彪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以后不要再提这个口号。
对于文革的发动，林彪并没有参与具体的策划。1966年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并没有参与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开到一半，请假休息的林彪才在毛泽东的一再督促下前来参加会议。后来，林彪也没有直接负责文革的具体工作。不过，一般人仍然认为，林彪对文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主管军队的林彪并没有在军内积极开展文革。
1966年10月1日，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造反派的代表、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上向毛泽东告状，指责军队院校压制文革。于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林彪在10月5日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对军队院校搞文革的种种限制。军事院校和一些机关人员随后开始对军队领导人造反夺权，并且揪斗虐待了许多军方高级将领。
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对军队没有轰轰烈烈开展文革十分不满。她想先拿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开刀，要求林彪点名批判萧华，被林拒绝。
1967年1月20日，叶剑英借助毛泽东要保萧华的指示，与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顶了起来，拍桌子拍断了小手指。被称为林彪第一大将的黄永胜对江青和中央文革进行指责。他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叶剑英当天到林彪住处汇报。林彪大怒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并且马上把江青找来训斥一顿，而且要把江青赶走。
军中老帅们被林彪的态度所鼓舞，随即由徐向前登门向林彪反映情况。林彪当场口述几条命令，包括军人不得擅离职守；不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不许冲击军事机关等等。林彪随后亲自面见毛泽东，请他批准了这几项命令，最终形成了中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林彪因此对毛说： “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在这个期间曾经出面保护了一批军队将领，包括后来被称为林彪“四大金刚”之一的总后勤部长邱会作。1967年1月25日， 造反派揪斗邱会作，打断了他的肋骨。林彪闻讯找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手书命令“立即放出邱会作”。叶群和陈伯达随即拿着林彪的手令到造反派那里救出了邱会作。
1968年，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是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
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显然也意识到了军队稳定的重要性。
林彪在文革初期曾经对毛泽东的妻子、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负责人江青大加吹捧，说江青“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他还和周恩来一起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
但是林彪也曾经对军委办事组的人说：“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捣乱的。”这个“他们”指的是江青等人。他还曾经对想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指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
随着文革的进展，林彪的地位也在加强。
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其中有一句话说，“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毛泽东删掉了“和好学生”四个字，将林彪提到了和他平起平坐的高度。林彪则要求整个删掉这句话，以及林彪是毛泽东接班人的文字。但是毛泽东批示说：“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至此，毛泽东的文革已经基本成功了；中共的“九大”即将召开；林彪的副统帅位置越坐越稳。
与此同时，毛派势力大幅度扩张。以林彪为代表的毛派军方势力急剧增强，在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占了49%。以江青为首的毛派文革势力也大有斩获。在25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林彪势力占7人，文革派占5人，还有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等人。
九大的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泽东以外，林彪、陈伯达和康生均属毛派。毛派在中共领导层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同时，林彪的副统帅地位也达到极限。中共九大空前绝后地以党章的形式确认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当时的中共副主席林彪。而积极促成这件事的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亲信康生。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就是开除刘少奇党籍的那次会议，通过了新党章草案，其中明确写上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一直是林彪上级的周恩来也积极参加到吹捧林彪的行列。在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竟然不顾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史实，赞颂林彪说：“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份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
林彪当场站起来说：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林彪还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便是文革期间井冈山“朱毛会师”变成“毛林会师”的源头。
毛派内部并不是亲密无间。早在1967年军方将领“大闹京西宾馆”时，林彪就曾经怒斥江青抹黑军队。林彪手下的黄永胜指名道姓批评过江青，并且自恃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颇得赏识，又有林彪撑腰，拒不向江青作检讨。
1968年，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中共军委有关军队调动的报告不再送中央文革成员传阅。江青借题发挥，大骂黄永胜搞“独立王国”。
不过，毛泽东当时为了团结一致对付走资派，尽量节制江青，在林江之间搞平衡。林彪的妻子叶群被提名进入中共九大的政治局，江青十分不满。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八个字：“大局当前，团结为主。”总的来说，直到1968年下半年，林彪势力和文革派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毛泽东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再写一个。由张春桥和姚文元执笔的这个报告草稿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比较满意，决定使用。但是林彪对这份报告毫无兴趣。初稿送给林彪审批时，林彪一个字也没看就批了“呈主席审批”。在“九大”上宣读这份报告之前，林彪拒绝看内容，结果在宣读时多次出现“结结巴巴”的情况。他妻子叶群对此感到担心，林彪却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在“九大”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对林彪势力扩大的不满。
毛泽东对此不仅没有视而不见、掉以轻心，而且采取了预防性措施。1970年3月，中共开始筹备第四届人大，准备重建国家机构。据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回忆，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派汪东兴传达他对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说，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实际已经表明毛泽东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对此，林彪于4月11号提出三条意见：一，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二，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三，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
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但是又没有说明原因，所以就连整天跟在他身边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和政治上极其老道的周恩来和康生都没想到毛竟然要用这种政治伎俩防范刚刚在中共九大上正式确立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
因此当中共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尽管毛泽东是“一句顶一万句”的领袖，但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多数成员，包括文革派的主要成员康生都赞同林彪的建议。只有江青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因人废事，在会上表示，在毛泽东还健在的时候，林彪当国家主席也不好。
后来，尽管毛泽东一再说不设国家主席，中共政治局并没有就此形成决议，而且大多数人仍然倾向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尽管心里很恼火，但是有苦说不出，只能表示“大家同意我同意”。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文革笔杆子张春桥越来越青睐，甚至显示了挑选张春桥做接班人的迹象。一次，张春桥随同毛泽东在苏州和林彪谈话。文革专家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记载说：“毛泽东......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
此后，张春桥和林彪一派的矛盾越来越大，并且发生了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重大冲突。197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纪念中国军队建军纪念日的社论。社论草稿上说，“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陈伯达主张后半句话只写“林副主席直接指挥”就够了。张春桥坚持不能改。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交给毛泽东亲自定夺。毛虽然同意了陈伯达的说法，但是显然对此不满。他说，“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
还有一次，中共政治局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张春桥秉承毛泽东的旨意，主张去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等林彪式的字句。吴法宪当场拍案而起，和张春桥争吵起来，说张贬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8月25号下午，毛泽东亲自出马，不惜一切地用自己的权威压制整个中共中央。他亲自召集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怒气冲冲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冲着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他甚至说出重话：“你们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再不然，就辞掉党中央的主席！”
毛泽东并没有公开对林彪提出批评。他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拿自己原来的秘书陈伯达开刀，大加讨伐，并且强令所有“讲错话”的人检查。
如果说，中共九大报告之争是毛林矛盾初现，那么九届二中全会就是毛林决裂的分水岭。
1970年4月庐山上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对文革派的围攻再一次触动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他借批评“设国家主席和称自己是天才”为名，硬是要把这场风波变成一场路线斗争。
不过，毛泽东采用了两面手法。一方面，他在庐山会议结束之前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许愿说：张春桥这个人要再看他两年，现在还是保留他吧。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
另一方面，毛泽东继续扩大庐山会议上的风波，矛头直指林彪。毛后来说，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砍了三板斧，就是“抛石头”，“掺沙子”和“挖墙角”。
从庐山一下来，毛泽东就开始组织“批陈整风”，一再让林彪手下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黄吴叶李邱作出深刻的检查，又一再驳回他们的检查。
为了把问题弄成敌我矛盾，毛泽东不惜给曾经长期担任自己政治秘书，自己亲自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
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针对林彪对他个人崇拜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这“四个伟大”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几乎是公开表达对林的不满。
毛泽东的“掺沙子”就是向军委办事组加派了他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同时，毛还争取获得被他打入冷宫的军中老帅们的支持，包括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他召见了叶剑英，希望他支持批陈的决定，还委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处理陈伯达专案。
1970年9月10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董必武、朱德和叶剑英遇重大事件可以参与意见。
1970年11月6日，毛批准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由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实际上让江青控制了中共的人事和宣传大权。
毛泽东的“控墙角”就是让李德生和纪登奎执掌北京军区。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不属于林彪派系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军区政委李雪峰受到池鱼之殃，被整肃。
至此，毛泽东完成了打倒林彪的舆论和军事准备。
但是毛泽东还需要找一个突破口作为打倒林彪的理由。毛泽东一直试图通过敲打林彪手下的人来逼林彪承认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而林彪也意识到毛的用心。
林彪也曾经想向毛作个检讨，并且让秘书起草一份检查。不过，面对毛泽东一副要把他制服的架势，林彪索性进行消极对抗，不给毛泽东整倒自己的口实。
在得知毛泽东指责“四个伟大”之后，他对家人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就是在这个时期，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开始介入毛林之争。林立果生于1945年，文革开始时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67年，林立果进入空军，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1969年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庐山会议以后，1970年5月，空军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首的“调研小组”，成员包括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人。
1971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开会之前，毛泽东希望林彪出席并且讲话，林彪拒绝从命。毛泽东对此大为光火，借着黄吴李邱发泄他对林彪的不满，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林彪的反应是更加明显的消极对抗。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按惯例登上天安门观看广场上的庆祝活动。林彪不想参加，后来在叶群的哭诉央求之下，林彪才勉强前往呆了五分钟，而且自始至终没有和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毛泽东讲一句话，就竟自离去。
同年6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毛泽东坚持要林彪陪同接见，林彪勉强出席，但是宾主刚刚寒暄完，林彪便退到外面，直到会见结束。
不过，林彪在此期间也曾经想面见毛泽东，缓和关系。他和叶群几次打电话求见毛泽东，但是毛泽东避而不见。林彪不得不求助于他看不起而且很讨厌的江青，甚至不惜屈尊，跑到钓鱼台为江青做模特，拍下一张后来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的读“毛选”的照片。但是仍然没能见到毛泽东。
与此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善罢甘休。1971年7月9日，毛泽东从军队总参二部副部长熊向晖那里了解到黄吴叶李邱没有把他们在庐山会议上与陈伯达一起围攻张春桥的“错误”公布出去。毛泽东终于找到了进一步整治林彪的借口。
他指责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甚至表示：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
8月，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机要员的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向毛转达了她丈夫从空军党委办公室传来的消息，说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
这时，毛泽东觉得有条件解决林彪问题了。8月15日，毛泽东乘坐自己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前往南方巡视，他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告诉了周恩来，就是要解决林彪的问题，稳住他认为有可能跟着林彪走的部队。
临行前，毛泽东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们就都跟着林彪走。难道解放军就都会造反不成？”也有人说，毛这次南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促使林彪有所动作。
在南巡期间，毛泽东特别接见了林彪亲自提拔和安排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还有后来被定为林彪死党的空五军政委王维国和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等人，同他们大谈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
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他对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他还敲山震虎地警告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毛甚至撒谎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毛泽东在南巡中多次说，“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
毛泽东还专门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谈话，因为许世友与张春桥矛盾很大，而且在庐山会议上曾经支持林彪的讲话。许世友对毛表示：“庐山会议问题，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才放心。
毛泽东尽管也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但是他同时又说：“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他还说：“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涛、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
后来，毛泽东9月10日批复周恩来有关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准备工作的信件时就说要“补选常委”，显示在林彪被打倒之前毛泽东可能就已经做好了换人的准备。
9月6日，林立果的副手周宇驰和海军政委李作鹏分别把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报告给林彪和叶群。据说，林彪听到毛泽东讲话内容后，表示“不想活了”，做好了挨整的准备。但是林立果却不想坐以待毙，准备动用自己的“联合舰队”与毛泽东拼一个鱼死网破，或者让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9月3日到杭州之后就开始了反常的行踪，直接指挥自己的专列作出了各种和过去惯例不一致的做法，最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前返回北京。
进北京之前，毛泽东先在郊外的丰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随后命令李德生调动38军的一个师到北京西北面的南口待命，然后于12日下午四点零五分回到北京。
尽管毛泽东提前回到北京一事只有几个人知道，连坐镇北京的周恩来都被蒙在鼓里，但是林立果和叶群在毛泽东的专列还在丰台的时候就得到了消息。他们可能以为毛泽东发现了他们什么秘密，因此十分惊慌。
当天晚上七点多，林立果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连夜抵达距离山海关机场40分钟车程的北戴河。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偷听到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商量出走的事，出于对父亲的爱护，于晚上10点通过林彪住处的8341警卫部队向汪东兴报告说，林立果和叶群想把林彪绑架走。
听到消息，中央警卫团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在中南海和钓鱼台增加岗哨，挖掘工事，设置路障，并且在要道口上架起了机枪，如临大敌一般。
晚上11点半，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寻问256号专机的情况，并且表示要到北戴河去看林彪。已经如惊弓之鸟的林彪一家以为周恩来要来抓他们，即刻驱车前往山海关机场。
1971年9月13日凌晨，256号飞机载着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等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向北飞去，飞上那条震惊中外的不归路……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国军队有1000多名军以上的将领受到清洗和牵连，包括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和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等等。有人说，因林彪案受到株连的人达到三十万人。
林彪集团的主要罪状是阴谋发动武装政变，阴谋刺杀毛泽东。这是中共建政以后唯一一次指控有人要动用解放军刺杀和推翻毛，罪名非同小可。
然而，中国官方提出的林彪的“罪证”只是一张据说是林彪写给儿子林立果和亲信、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的“手令”，上面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中国官方说，这是林彪发出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命令。林立果根据这个“手令”组织自己的“联合舰队”行动起来，准备刺杀正在南巡的毛泽东。
然而，中国官方描述的几个阴谋刺杀毛泽东的行动都是没有实施的行动，官方甚至提不出林立果及其手下进行准备工作的证据，比如哪支部队、多少人、准备在什么时间行动等等。中国官方说，林立果准备派中国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杭州直接带枪刺杀毛泽东。但是这个被确定为林彪死党的陈励耘后来根本没有受到起诉，而且至今坚决否认有过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当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也说：林立果虚构，不可能！他只是意图，搞不成。
不仅如此，中国官方也拿不出林彪集团的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直接参与这两个阴谋的任何证据。事后证明，这四个人不仅没有看到过林彪的“政变手令”，而且对林彪的“出逃计划”一无所知。
中国对他们的判决书说他们“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但是没有提出他们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政变的具体行动或者证据。判决书提到黄永胜与此有关的唯一罪行就是说黄永胜“向叶群密报毛主席南巡讲话的内容”。也就是黄永胜把毛泽东1971年南巡时四处指责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的话告诉给当时还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的妻子叶群。
判决书说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了”。可是，连林彪的所谓“手令”都调动不了军队，吴法宪就能让林立果这个副师级军官指挥整个中国空军吗？
判决书说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林彪飞机起飞的措施。但是如果这是重大罪行的话，周恩来应当罪加一等，毛泽东便是罪魁祸首。当时负责处理林彪事件的是党内第三号人物周恩来。尽管他已经下令阻止林彪的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不过，在吴法宪建议在飞机跑道上摆汽车，拦阻飞机起飞以后，周恩来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
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以后，吴法宪提出用战斗机拦截，有人提出用导弹打。周恩来没有同意，而是向毛泽东请示。结果，毛泽东网开一面，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周恩来后来解释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么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
显然，把林彪飞机飞走的罪责加到李作鹏身上并没有多少道理。而对于邱会作参与政变和刺杀阴谋，判决书更是一条罪状都说不出来。
中国官方的另一个重要指控是林彪集团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据说这是“九一三事件”以后从林立果等人经常去的空军学院一个楼里发现的手写的文件。然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林彪或者他手下的黄吴叶李邱看过或者批准过这个《571工程纪要》。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和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都说，在出逃的时候，林彪当时吃了安眠药，昏昏沉沉，是被架上汽车，抬上飞机的。但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说，林彪出门的时候十分清醒，是自己走出去的，而且在车上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李文普因此断定他们要外逃，因此跳车，并且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但是也有人说他是自己开枪打伤自己的，是在政治形势的逼迫之下做了伪证。
林彪的飞机在蒙古境内不进入苏联，反而回头向中国方向飞，原因何在呢？当时蒙古代理国家元首，第二号人物回忆说：“飞机向苏联发出‘让我们进入’的请求，但是苏联拒绝了。我们得知，如果这架飞机继续飞行，就会被击落。所以飞机当时掉头飞了。”但是这种说法无法得到证实。
林彪的飞机坠毁的原因至今也是一个谜。有人说是前苏联驻蒙古部队用导弹打下来的；有人说是飞机燃料耗尽迫降坠毁的；还有人猜测机上发生过争斗；没有人能说清楚。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要清洗林彪势力，急于重新使用在文革中被自己打倒或者打入冷宫的大批老官员。“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亲自为当年自己怒斥过的“二月逆流”平反，把当年军队元老对文革派的不满硬说成是军中元老对林彪的不满，而事实上，林彪在“二月逆流”中曾经支持过这些军队元老。
善于体察毛泽东意图，坚决贯彻毛泽东旨意的周恩来非常乐于看到毛泽东起用老官员。他后来以捧毛的方式表示老官员是忠于毛泽东的。他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周恩来和陈毅的密切交情有几十年的渊源。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亲自出面保护陈毅。但是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将陈毅打入冷宫，并且在中共九大上让陈毅作为“右的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只好疏远陈毅。
后来，陈毅在庐山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陈伯达、汪东兴、以及林彪的亲信一起围攻张春桥。毛泽东发怒之后，周恩来也曾经落井下石，当众批评陈毅和陈伯达“二陈合流”。
陈毅去世的时候还算是“犯错误的人”，因此陈毅的悼词最初曾经有“有功有过”的评价。周恩来有心为老战友送好最后一程，加上“功大于过”的字句。毛泽东则索性好人做到底，将功过评价的字句全部删掉，表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追悼会前接见陈毅的家人，说陈毅是“好人”，是“立了功的”，并且把陈毅抑郁而死的责任推给林彪，他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周恩来则乘势着手“解放”老官员。1972年4月24日，周恩来亲自审阅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责林彪对官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强调“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老干部”和文革中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周恩来提出一份有300多名老官员和老将军的名单，并且多次亲自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不顾江青等文革派的反对，逐一“解放”了这些官员。
“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无意之中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把中国的党政大事都交给周恩来办理。1971年10月3日，毛泽东撤销了由林彪属下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队元老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军委办公会议来控制军队。毛泽东亲自指示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1972年初，毛泽东大病一场。1月18日，毛泽东由于心肺功能问题而发生休克。醒来以后，毛泽东当着江青的面表示要把权力交给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就这样定了。”
毛泽东过去从来没想过要周恩来接他的班。他确立的接班人最早是刘少奇，在刘之后是林彪或者邓小平。在1972年，刘少奇和林彪死了，邓小平还由于刘邓路线而落魄江西。毛泽东似乎是在一时找不到接班人的情况下临时准备将大权交给周恩来。
此时的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也从来没想过要当中国的头号领导人。毛泽东昏厥过去，周恩来曾经紧张得大小便失禁。因此对于毛泽东向他交权的想法并不愿意接受，也不敢接受。在毛泽东病情有所好转之后，他立即向毛泽东表示：“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但是即使这样，江青后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指责周恩来逼毛泽东交权。周恩来感觉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味道。林彪死后，周恩来就曾经当着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纪登奎嚎啕大哭，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
周恩来当时心里到底担心什么，人们无从所知。但是周恩来后来的境遇的确是非常艰难。
1972年五、六月间，中共召开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说是要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让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谈谈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江青随后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要周恩来在发言中“多讲点历史事实”，也就是多讲讲自己的问题。
开始周恩来只写了一个提纲，但是江青逼着他“联系实际”。周恩来只好关起门来花10天的工夫写了一份30多页的发言，主要是讲自己曾经在王明的所谓左、右倾路线中犯过严重的错误。
在国共第一次内战的1931年和1932年的中共“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先后两次被剥夺军权。接替他的就是当时毛泽东的上级领导周恩来。
毛泽东是否有被冷落的感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在四十年以后的1972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压力之下被迫“自我批评”时把“宁都会议”列为所犯“路线错误”之一，说自己曾经大力执行“王明路线”，在“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主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中共“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被指责犯了“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毛泽东的整风干将刘少奇指责周恩来没有同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江青等文革派后来批判“经验主义”，就是要指桑骂槐地批判周恩来。
周恩来后来在中共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连续三天做了“自我批评”发言，并且说：“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表明自己没有夺权的野心。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经将林彪定为极左派。1972年6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的时候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毛泽东还曾经指示要“深挖516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
从1971年年底到1973年，周恩来试图借批判林彪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对经济领域进行整顿，恢复规章制度和正常秩序，发展工农业生产。
不料，周恩来的努力同文革派发生了冲突。在1971年12月，张春桥就反对下发周恩来支持的《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在1972年8月1日和2日向驻外大使和外事机构的人员发表讲话说：
“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由于毛泽东当时表示要调回驻外机构中搞极左的人，周恩来也说：“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要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便充当了毛泽东的马前卒。他们在审议1972年中国国庆的社论时删去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这句话。并且说：批左不要过头。
1972年10月中旬，《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整版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根据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而组织撰写的。江青等人对《人民日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说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1972年11月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一份外事工作报告提出要“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示同意。但是张春桥在报告上批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江青则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周恩来无奈，只好同意删掉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眼。
1972年12月5日，文革后曾经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对《人民日报》社内的“反右倾回潮”运动不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同意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做法，同时反映张春桥和姚文元反对批极左。
王若水是希望毛泽东支持周恩来，支持批极左。哪想到结果适得其反。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明确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他指出，林彪“是极右”，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周恩来只好见风使舵，说“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
1973年，中共“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算是正式结束了这场“左右”之争。
周恩来批极左，本来是要贯彻毛泽东的旨意，没想到却被毛泽东和文革派打了一闷棍。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以后一度出现的蜜月期也就此结束了。
回首文革(12)：毛邓恩恩怨怨
20世纪后期，左右中国命运的邓小平在长达7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历经“三起三落”，都与毛泽东有关，其中包括毛泽东在文革中亲手将他打倒两次，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政治人物之一。
1971年11月6日和1972年8月3日，还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借林彪倒台的机会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大骂林彪，承认自己“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言不由衷地对毛大表忠心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邓小平还再次保证“永不翻案”，并且希望出来工作。
1972年1月，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放出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风声，明确表示，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说邓曾经是“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没有屈服于苏修”。
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参加中共政治局重要政策问题的讨论。在8月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再次成为中央委员。
文革中“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2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答案还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历史渊源之中。
1933年，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由于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政策而受到排挤，这是他“三起三落”中的“第一落”。他也因此和毛泽东形成了“患难之交”。此后，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最器重的一个人。
1952年，在成都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奉调进京，担任副总理。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亲自提名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名列党的领导人第6位。
1957年，毛泽东在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谈话时曾经说自己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邓小平亲自主持落实，把将近500万人打成“右派分子”和“右倾分子”。邓小平直到死也没有彻底否定中共的“反右”运动。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本来是兄弟关系的中苏关系恶化，邓小平与苏方针锋相对，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形像，使毛泽东大为满意，以后多次提及。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邓小平坚决支持。但是到了1960年，邓小平改变了对“大跃进”的看法，同刘少奇一起试图纠正“大跃进”的失误，因此也开罪了毛泽东。
1961年3月，邓小平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安排一次会议，毛泽东显然认为邓不尊重自己，大怒道：“这是哪一个皇帝决定的？”
1962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的错误，毛泽东生气地打断邓的话说，“这几年错误就那么一点，谁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批评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搞“独立王国”。
1966年，文革开始。8月25日，毛泽东批评说，从1959年以后，邓小平6年不向他汇报工作。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
不过，毛泽东当时可能还是想保住邓小平。1966年10月，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检讨上批示时曾经鼓励邓小平重新“站起来”。毛说，“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毛泽东还曾经希望邓小平能够和文革派配合工作。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不过，即使是邓小平被打倒了，毛泽东仍然不断强调要和刘少奇区别对待。1967年5月，毛泽东让汪东兴向邓转告，刘、邓可以分开处理。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毛并且在几天之后接见了邓。毛对邓的批评态度缓和。
1967年7月到8月，邓小平被抄家、批斗。就在这个期间的7月16日，毛泽东还对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邓小平至少是常委”。
当时的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回忆说，1967年9月，毛泽东谈到让邓小平在中共九大上当中央委员。在80年代初，邓小平也说过，九大时，毛泽东提出过要邓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但是林彪他们不同意。
1967年11月5日，毛指示中央文革把邓同刘少奇区别对待。
1969年3月，毛泽东指示不要写“刘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而只写刘少奇一个人。毛说，“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
1968年，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先后两次为邓小平讲好话，说“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保留了邓的党籍，为日后重新起用邓埋下伏笔。
毛泽东还指示汪东兴直接管理邓小平的事务，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回忆邓小平的书中说，邓小平被送到江西软禁的时候，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亲自接机，亲切地称邓小平为同志，说“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邓小平在这里住的是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校长的小楼，被称为“将军楼”，并且在一公里以外的一个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这与当时刘少奇的命运有天壤之别。
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在准备打倒林彪的南巡期间又想起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
有人认为，邓小平在文革中的复出是周恩来鼎力相助的结果。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郭建博士说：“邓小平应该说是毛泽东的人，而不是周恩来的人。”
实际上，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以后还曾经考验过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1973年11月到12月间，毛泽东为了压制周恩来，对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中的表现横加指责，指示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特别指定邓小平列席会议。邓小平也的确在会上主动发言。他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邓小平的复出显然阻挡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接班的路，引起他们的不满。1974年3月，就在邓小平进入最高决策层3个月以后，中国外交部就出席联大第6届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提出让邓率团前往。江青等人曾经大力阻拦。但是毛压制住了江青的反对意见。
1974年10月17日，江青等人借口“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难，邓小平与江青争论之后拂袖而去。江青等人派王洪文向毛泽东告状。毛不仅批评了王洪文，还对邓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1975年1月，邓小平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指定邓起草中国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1月13日，中国召开四届人大，邓小平成为第一副总理。2月开始，毛泽东指定邓小平代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开始整顿经济，试图扭转中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滑的局面。但是从1975年3月开始，文革派开始批判“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和老官员。邓小平在4月向毛泽东请示。毛出面制止，并且批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搞“四人帮”。4月和5月，中共政治局先后几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江青和王洪文做了检讨。
在邓小平同文革派的冲突中，毛泽东在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偏向邓，批评文革派。比如，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赴长沙向毛汇报中国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在评价邓小平时，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Politics比他强”。Politics是英文“政治”的意思。毛泽东是说，在政治上，邓小平比当时文革派地位最高的王洪文要强。毛还在纸上写道，“人才难”。周恩来会意地说，“人才难得”。毛泽东坚持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而让文革派的张春桥担任第二副总理。
1975年6月底，毛泽东对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失望，指示王洪文回浙江、上海指导运动，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郭建博士说：“我觉得他把邓小平提上来是有意思想让邓小平接他的班。”
毛泽东也曾经希望江青同邓小平搞好关系。而且毛也许认为有这个可能性。郭建教授说：“当然他是希望邓小平经过他敲打了一番以后，也许会汲取以前的一些教训了。另外，你别忘了，就是邓小平当年‘大跃进’和‘反右’的时候曾经是非常的激进的，跟毛跟得是非常的紧的。‘大跃进’啊，‘反右’啊，当时主要负责的人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是总书记嘛。所以，邓小平是可以跟毛跟得很紧的。他也是可以非常激进的。所以，最起码他心里很清楚，邓小平和周恩来是不一样的。周恩来他是绝对不信任的。”
曾经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也说，“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
也许是基于这种考虑，1975年5月，毛曾经指示江青去拜见邓小平，好好谈一谈。结果两个人不欢而散。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
其实，以邓小平本来的心态，他和文革派必然会发生矛盾。邓小平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说，1972年11月18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文革翻案。他不满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二是要算账”。
不过，毛泽东还是对毛远新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
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希望给邓小平最后一个机会，提议邓小平主持制定一个评价文革的政治局决议。毛说文革七分成绩，三分不足。邓小平推托不干。毛泽东大失所望。邓小平随后被停止了大部份工作。11月26日，中共发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通知。
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且接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至此，毛泽东希望邓小平接班的想法终于破灭，邓被第三次打倒势在必行。
回首文革(13)：文革忠臣周恩来
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眼看着身边一个个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下被毛泽东或者打入冷宫，或者打倒，甚至迫害至死，不禁有唇亡齿寒之感。他不想步刘少奇、林彪等人的后尘被毛泽东打倒，因此费了极大的心思保住自己的“晚节”，乃至在身患绝症、弥留人世之际还念念不忘。
1975年6月16日，已经动了三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周恩来从来没有写出这样一份总结。这对他来说也许是有利的。否则，即使以当今中国政治价值观念来判断，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持晚节”的所作所为也很难和他“人民好总理”的形像相一致。
周恩来同文革派关系十分密切。1966年，毛泽东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伯达担任组长，提议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在文革中发迹，后来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大力推崇江青。例如在1968年3月27日北京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红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对同志“能热情认真地帮助”，对敌人“敢于把他们端出来”。他还在大会上两次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1969年中共九大时，周恩来亲自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来甚至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只是这一次毛泽东给挡了下来。
周恩来对文革中的另一个风头人物林彪也不遗余力地推崇。1966年8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
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周恩来对林彪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全体大会上说：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他还公开篡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基层军官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则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官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支持，而且亲自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组，起草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亲自抓了文革试点，把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张彦、韩光和张劲夫统统打入“反党集团”。在其它一些机构，包括在一些省级领导机构，周恩来则是有选择性地打“走资派”，把自己的亲信保下来。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近万字的发言，第一次提出了“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说法，证明毛泽东打倒老官员的行动有理。
周恩来不惜以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反面教材，说“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原因是“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意思是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
结果，周的讲话传出去之后，瞿秋白的坟墓立刻被砸毁，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破坏坟墓的高潮。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
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大批官员的事迹常常被人称颂。这其中包含着周恩来待人温和，与人为善的一面。与当时江青等人相比较，周恩来应该算是一个好人了。但是，周恩来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毛泽东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毛泽东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便会积极保护。
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贺龙夫妇。
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则是坚决执行。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周恩来后来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他还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在毛泽东转变态度之后，周恩来会及时转向。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
文革初期，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周恩来明知这是一场冤案，但当年不仅没有替杨成武讲话，反而落井下石。
林彪倒台之后，毛泽东表示杨成武的案子可能错了。周恩来便开始保护杨成武夫妇的安全。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1974年7月31日曾经向他道歉说：“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周恩来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位首要人物的态度也能说明这一点。
周恩来作为“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不惜和江青一道陷害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提到要“保持晚节”，吹捧江青。
他写道：“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指江青)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随后在上边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1969年10月，周恩来亲自负责将中国高级官员送往外地“战备疏散”。周恩来把刘少奇交给汪东兴手下的人去处理。尽管周恩来时时刻刻都了解刘少奇悲惨的境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对刘少奇施以援手。结果刘少奇没过一个月就在河南省开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刘少奇之死表示过任何歉意。
已故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也承认周恩来“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甚至说过错话，办过错事”。
据说，邓小平在1980年3月20日也表示：“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
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周恩来便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亲自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江西省领导人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考虑让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马上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借着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功绩的机会，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应允，邓小平因此复出。
实际上，文革后期大批老官员被“解放”，最早也是因为毛泽东提议的。毛有一次问道：“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周恩来顺势“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了数以百计的高级官员。
正如周恩来自己在文革初期所说：“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绝对支持，周恩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来签字批准逮捕孙维世。几个月后，孙维世惨死在监狱里。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成元功被送进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将近八年。
周恩来还在1968年亲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尽管文革后透露的情况显示周恩来当时也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因此让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周同宇，“保护”起来。但是周同宇毕竟被关进监狱7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
周恩来在文革初期还曾经鼓励红卫兵的“打、砸、抢”。1966年8月，北京市红卫兵到一个小业主李文波家里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刘文秀，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拿起菜刀反抗，结果当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警察逮捕了刘文秀。红卫兵准备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且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刘文秀。
周恩来得知消息以后没有同意，而是下令法院在李文波死后还判处他死刑，而且判处根本没有动手的刘文秀死刑，把她枪毙了。周恩来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红卫兵，实际上是利用司法机构为红卫兵凶手脱罪，“合法地”滥杀无辜，后果是，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随即急剧增加。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共第一次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曾经远远高于毛泽东。即使是中共所说的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也只是在周恩来的全力推荐下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而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后来又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是组长，毛泽东和王稼祥是组员，周仍然是毛的上司。但是周恩来此后逐渐将毛泽东推到前边，自己则甘当副手。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周恩来主动把军委主席一职让给毛泽东，毛泽东才开始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共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命运的转折点，那么周恩来就是推动毛泽东命运转折的主要推手。毛泽东自己也曾经说过：“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据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曾经有意让周恩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做一把手。杨尚昆曾经回忆说：“记得解放战争后期，恩来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不能做一把手，只能作为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好助手。’”
而周恩来眼中的“正确路线”就是毛泽东的路线。他辅佐毛泽东几十年，没有说过毛泽东一个“不”字，也没有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说过一个“不”字。
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到医院看望周恩来的叶剑英曾经和他进行过最后一次谈话。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回忆说，当时叶剑英让警卫和护理人员全部退出。叶剑英事后还让工作人员随时记录周恩来可能讲出来的想法和对中央某些人的看法。结果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讲。
叶剑英和周恩来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叶剑英后来曾经说，当时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剑英试探过周恩来的口气，周恩来说还是要相信毛主席，要听主席的话。叶剑英说，周恩来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回首文革(14)：周恩来之死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开始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他的保健治疗计划需要经过毛泽东批准。医疗组向中共中央建议立即做手术。
但是毛泽东指示说：不要告诉总理和邓颖超；不要检查；不做手术。毛泽东的理由是：“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
于是，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周恩来的病情没有得到检查和积极治疗。
1973年2月，周恩来大量尿血，毛泽东终于同意检查。3月10日，周恩来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在邓颖超的鼓励下，医生暗中违抗毛泽东的旨意，用电灼术烧掉了部份癌细胞。
有人说，毛泽东担心周恩来活得比自己久，在自己的身后统治中国，因此故意拖延给周恩来做手术。
从客观上讲，毛泽东的指示的确耽误了周恩来的治疗。但是并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恶意延误治疗。
在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被确诊患了膀胱癌。毛泽东也同样表示：“得了癌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诉他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紧张，死得也快。不告诉，不要开刀，还会活得长久一些，还可以多作些工作。”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泽东本人对医生和检查治疗就不太信任，而且一再拒绝检查和治疗，在晚年时尤其如此。他说：“查这里，查那里，无非查出一些新的病……你们医生就是喜欢大动干戈。”
毛泽东还说：“老百姓有病还不是拖，拖拖就好了。拖不好的病，也治不好。”“我得了癌，绝不治疗。”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常常使医生很头疼，也耽误了对毛本人疾病的有效控制和治疗。对于周恩来的病，毛泽东还说过：“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1974年5月，周恩来的癌细胞扩散，医生再次提出做手术，中共政治局不同意。邓颖超只好托付周恩来医疗小组的一个化验员直接向毛泽东解释周恩来尿血的严重程度，毛泽东终于同意周做手术。
6月1日，周恩来接受第一次膀胱癌手术。但是不久病情复发，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认为这证实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说不能开刀嘛，一定要开。现在还不是又开第二次，我看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不到呜乎哀哉不止。”
事实不幸被他言中。从1974年6月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去世为止，周恩来一共做了13次手术，平均四十多天做一次手术。
周恩来在生命最后三年多里尽管身患绝症，但是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仍然免不了继续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周恩来在历史上曾经大力辅佐毛泽东成为中共头号领导人，打下江山，但是在毛泽东的眼中，周恩来仍然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
在1956年和1957年，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经济冒进政策。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在两年之内先后至少13次点名严厉批评周恩来，并且暗示说：“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周恩来深刻检讨，并且曾经提出辞去总理一职，这才躲过一劫。
1972年，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组织批判极左思潮。不料文革派和毛泽东后来觉得批极左有否定文革之嫌，因此把批极左当成“右倾回潮”批了一通。
毛泽东斗垮林彪，周恩来是有功之臣。但是毛泽东却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结束时翻出陈年旧帐，暗示周恩来在历史上犯过错误，追随过“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逼迫周恩来在党内高层中公开这些“错误”。
1972年，周恩来以高超的外交智慧和能力，为美中外交关系解冻、中国外交关系取得突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周恩来外交”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1973年6、7月间，毛泽东对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外交部几次提出严厉批评，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记斗争”。甚至骂外交部的通报是“放屁一通”。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还对王、张二人说，要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这里的“乔老爷”和“姬老爷”指的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部长姬鹏飞。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和唐文生后来解释说，毛泽东指的就是周恩来。
面对毛泽东的责难，周恩来只好不停地做检讨。毛泽东尽管暂时罢手，但是四个月以后，毛泽东加大了力度，再次向周恩来挥起大棒。
1973年11月13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基辛格临时提出要同周恩来讨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就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但是周在会谈中并没有表态，表示要请示报告。
周恩来随后打电话准备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但是毛泽东正在睡觉。周恩来不便打扰，于是只好向基辛格建议双方各指定─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不料，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大发雷霆地说：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
毛泽东指示中共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右倾软弱”，统称为“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在会上，江青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说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周恩来忍无可忍，拍着桌子对江青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毛泽东听说周恩来反抗，马上下令扩大批判会的规模，并且亲自拟订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增加了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以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等9个人。
批判会从11月25日一直开到12月5日。毛泽东通过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遥控会议。江青为首的批周“帮助小组”则负责贯彻毛的批周指示和意图。毛泽东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他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和政治压力，也纷纷猛批周恩来。江青企图彻底打倒周恩来，声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且指责周恩来曾经在毛泽东1972年年初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在毛泽东和江青的坚持和责令下，1973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毛泽东这才缓和态度，对周的检讨批示说：可以了。并且批评江青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还在12月9日对周恩来假惺惺地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毛泽东还指着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
被毛泽东当枪使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后来发牢骚说：“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不过，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74年1月，毛泽东的大棒再起，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暗指“党内大儒”──周公，周恩来。
就在周恩来做第一次手术的6月，毛泽东把自己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修改印刷。其中有两篇文章专门批判经验主义，指名道姓地说周恩来是“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是“帮凶”。
毛泽东显然有心用这九篇文章打击周恩来。不过他最后并没有出手。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
1974年8月，周恩来做了第二次手术。中国宣布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文革大乱之后的中国，人心思定，周恩来当时似乎成了恢复秩序、实现稳定的象征。许多中国人希望周恩来尽快康复，重新主持国家的工作。1974年9月30日晚上，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中国国庆招待会，人们情绪激动，场面极为热烈。
毛泽东看到这种状况，曾经对王海容说：“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后来民间传言说，毛泽东保护周恩来，说“反周民必反”。其实毛泽东是批周不成，带着无奈的心情说这番话的。至此，批林批孔运动无疾而终。
1975年8月，毛泽东和文革派突然发起“评《水浒》运动”，说宋江受朝廷招安，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江青说得明白：“评论《水浒传》的要害是架空主席。”“宋江要架空晁盖”，“党内就有宋江”，指桑骂槐地攻击当时主持中国党政工作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文革期间，周恩来的政治对手不时把莫须有的“伍豪启事”拿出来，说他有叛党嫌疑；在1973年又批他在对美关系上“右倾投降主义”，而且毛泽东当时就曾经提到《水浒传》，对周恩来旁敲侧击。现在重提投降派问题，周恩来认定，这场运动是针对自己的。
一次，周恩来对蔡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投降派！”他指责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份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1975年9月，周恩来病情再次急剧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他在手术前调来了1972年他说明“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直到9月20日进手术室之前才审阅完毕，并且让邓颖超交给有关部门存档。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突然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足见评《水浒》运动对周恩来形成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
后来也证明，周恩来对自己身后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投降派”问题。他在临终前让邓颖超注意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问题，另一件就是1973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实际上，评《水浒》运动是毛泽东和江青对周恩来的最后一击。
周恩来临终前还做了一件让毛泽东很不舒服的事，就是推荐邓小平接自己的班，主持国务院和政治局工作。这本来是毛泽东的初衷。
但是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结成了对抗江青的联盟。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右倾翻案”感到不满了，周恩来却偏偏提出让邓接他的班，毛泽东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尽管委托身边工作人员探视过周恩来，询问过他的病情，但是毛本人从来没有前往只有一墙之隔的医院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去世，有人说毛泽东幸灾乐祸；另一些人则说毛泽东感到悲伤。
周恩来死后，中共领导层多数人希望毛泽东参加周的追悼会，医疗专家也认为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的健康。但是毛泽东没有去。
据张玉凤回忆，她当时问毛：“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拍拍自己的腿说：“我走不动了。”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孟锦云回忆说，她把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以后，毛泽东流下了眼泪。
但是根据汪东兴保存的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毛在1976年1月12日曾经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我和...总理...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
与此同时，毛泽东身边的人得到命令：不准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不准戴黑纱。
周恩来去世三个星期以后，是中国的春节。除夕之夜，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鞭炮齐鸣。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当时是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提议放鞭炮热闹热闹。
但是张玉凤在回忆录中说，是毛泽东对她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据说，毛泽东还在别人的搀扶下，亲自点燃二踢脚。
回首文革：周邓对毛最后一击
9/13事件以后，文革败相已露。但是在周恩来的努力之下，局势有所缓和。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使毛泽东的文革没有迅速崩盘。
文革以后邓小平曾经说过：“没有总理（指周恩来），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
但是毛泽东一直对周恩来不信任，江青的文革派则为了争权夺利，将矛头指向文革中的盟友周恩来。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有类似的看法。
她说，毛泽东当时是“左右为难”，于是在老干部和文革派之间进行了权力平衡，“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主持党的工作，让能做实际工作的邓小平主持行政及军队方面的工作。”为了不让任何一派独掌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文革’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势力。”
刚刚复出以后，邓小平不仅没有同江青的文革派对抗，而且进行过合作。例如，1973年中共政治局批判周恩来时，邓小平也对周恩来讲出重话，警告周恩来不要觊觎毛泽东的权位。
同年年底，文革派指责与周恩来关系密切、不愿意买江青帐的中共副主席李德生“上林彪的贼船”，是“大军阀”。邓小平第一个提出让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邓小平的表现被毛看在眼里。
高文谦：“到了73年的12月份，批周会议上邓的表现叫毛感到满意，所以毛那个时候把他又更进一步，提到政治局里面来，主管军委。邓的高峰是在1975年1月份的四届人大。当时他是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党政军四个职务。”
此时的邓小平位高权重，已经超过了文革前的水平。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强烈地感到邓小平有可能接毛泽东的班。不过，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认为，当时毛泽东未必是这么想的。
文革专家高文谦也指出，毛泽东当时还是要在左右两派之间搞平衡。
高文谦：实际上毛对邓一直是一种对周的心态，既要去用，同时要防着。这一点在四届人大的组阁安排中就看得非常之明显。毛政治上玩的是平衡。邓给安排为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而另一方面呢，毛把张春桥每一个都安排在比邓略微低一点，但是每一个，党政军几个职务，张春桥同样有。张春桥是政治局的常委、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
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双方斗争的关键在于权力之争。
高文谦：“既有理念上的分歧，同时也有权力斗争的问题。毛自己知道，这么大一个国家，天天搞革命，那是不行的，总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他知道文革派搞不了这个，需要有人来维持这么一个局面。周之后，毛安排邓的话呢，用意也就是这样子，‘右派’就是要去抓生产去。文革派就是要抓革命嘛。
“同时，江青这一派人也看出来，毛那个时候有意识地要把邓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江青这些人当然心里就不甘了。所以这里面还是有权力斗争。”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周恩来和邓小平结成了联盟。文革的一大成绩就是打倒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靠文革起家的江青等人显然不会满意。因此他们之间似乎注定是天敌。周恩来也许是看准了这一点，主动接近和扶植邓小平。他不仅直接处理了邓小平正式复出和工作安排问题，而且加强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1973年4月9日，刚刚结束休病假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夫妇见面长谈，并且共进晚餐。期间，周恩来对邓小平讲：“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周恩来很清楚，张春桥是毛泽东的爱将，毛泽东并不想查张春桥这个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他把这件事告诉邓小平绝对不是想对毛泽东有所不恭不敬，而显然是想在同文革派的斗争中拉住邓小平。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郭建博士说：“周恩来一直尽力地扶植邓小平。周恩来好像对邓小平出来一直是非常支持。而且我觉得，他很可能觉得邓小平干了一些周恩来本人愿意干又没有能够干的事。”
周恩来1975年年初在中国四届人大以后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曾经赞扬邓小平说：“毛主席说，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积极为邓小平接管国务院创造环境。其实毛泽东在说这番话的同时还称赞了第二副总理张春桥，说他“有才干”。而对这一点，周恩来却只字未提。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手术之前当着中共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从邓小平1973年复出，一直到1975年10月之前，在邓小平同江青的文革派的矛盾中，毛泽东基本上是支持了邓。例如，在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问题上，在风庆轮问题上，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上，毛都支持了邓，甚至罕见地在1975年5月和6月让邓小平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并且迫使江青等人写出书面检讨。还将王洪文派回上海，不让他继续主持中共政治局工作，让邓取而代之。
毛泽东还直接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
不过，毛泽东对邓小平并没有绝对信任。高文谦说：“毛对谁也不真正信任。对邓，他既要去用他，让他把经济给搞上去；同时要提防着他，用张春桥，用文革派来制衡他。”
而文革派也“不辱使命”。从1975年6月开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并且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全国上下进行整顿。中国经济的确有很大改善。但是文革派指责邓小平不搞阶级斗争，否定文革，进行复辟。
对于毛泽东来说，文革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他对邓小平的最大担心就是害怕他否定文革。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了。然而，与其说周恩来的去世使邓小平少了一个盟友，还不如说周恩来的去世使人们自然联想到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的继承人，实际上加强了邓小平在道义上的力量。
至此，毛泽东想要维持的在文革派和元老派之间的政治平衡已经破局。无可奈何的毛泽东只好于1976年1月21日任命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接班，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然而，邓小平同文革派的斗争还在继续。从1976年3月下旬开始，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地出现人民自发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很快，北京的人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摆满了花圈。人们在各处讲演，朗读悼念周恩来的诗词。有些诗词表达了对文革派的不满。还有人甚至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和江青。
当时最著名的一首诗写道：“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便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
4月5日，中共出动民兵、军队和警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镇压。
4月6日，中共政治局将这次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说：“士气大振，好，好，好。”毛泽东第二天又指示说：“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与此同时，毛任命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
周恩来死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但是毛泽东的文革也就此彻底失败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给了毛泽东的文革致命的最后一击。
回首文革：人造红太阳毛泽东
歌曲录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这是文革初期风靡全中国的一首歌曲，歌名叫《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歌中唱道：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当时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红色的海洋里伴随着这种音乐大跳“忠字舞”，向毛泽东表忠心。
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乡下的“十三伢子”成为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六亿人心中的红太阳，整个历程就是一场造神运动。
毛泽东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参与中国的政治事务。他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几个代表之一，但是直到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毛泽东才第一次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核心，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不过，当时小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
1936年年底，在周恩来的谦让之下，毛泽东成为中共军方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38年9月，从苏联回到中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统一的领导。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成为中共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被正式公认为党的领袖。
从此，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开始了，而且一开始的调门就很高。例如，1939年1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一封边区党政群众团体及全体人民给毛泽东的致敬信，说毛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所爱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领袖”。
1940年12月2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在一篇文章中称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
在1941年9月到10月间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1943年3月20日，中共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同时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由毛泽东担任书记处主席，并且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并且被赋予中共日常事务的决定权。
造神运动初始阶段，毛泽东还有过自谦的表示。例如在1943年，当时的延安大学校长周扬把后来成为中国文艺政策座右铭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编辑在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书中。
毛泽东在4月份给周扬写信表示：“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这一方面显示毛泽东当时还有谦虚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显示他允许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实际上，毛泽东对中共对他的个人崇拜不仅基本上欣然接受，而且还曾经积极推动。194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纪念口号时第一次喊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毛泽东不仅与共产党并列，而且还排在共产党之前。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归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而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就是毛泽东。到了1947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40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其中第38条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连原来口号中的共产党都去掉了。
据朱德原来的机要秘书透露，在1950年3月，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人共同拟定了五一节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拿给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和“人民胜利万岁”两个口号。
经历过文革的人，谁会忘记这首当时唱得最多，唱得最响的《东方红》呢。歌中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不过，这首歌并不是文革的专利。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年底，陕北民歌手李有源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曲调编唱出《东方红》，后来在中共各个根据地广为流传。就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年多前，中国还以这首歌的名字为题，编排了赞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型舞蹈史诗。
在为毛泽东造神颠峰时期的1970年，连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都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这颗卫星发出的唯一信号就是《东方红》的旋律。中国当时欢呼说：“《东方红》响遍了全球。”
当时，中国人讲的是“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
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如果毛泽东晚上讲了什么话，人们就会连夜上街庆祝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这叫“贯彻最高最新指示不过夜”。
这场造神运动的主将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政坛上的顶级名流。
文革中被毛泽东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做修改党章的报告，说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人民提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在刘少奇的提议下，中共七大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面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已经出现种种严重的问题，刘少奇仍然表示：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刘少奇还说：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国的副统帅林彪，对毛泽东的鼓吹更是达到肉麻的地步。1964年，林彪决定大量再版《毛主席语录》，并且亲自撰写了再版前言，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说：“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在文革期间还说：“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显然，共产党人的祖师爷马恩列斯都已经不在话下了。
林彪还把军队中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扩大到全国。当时很多人可以把林彪介绍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背诵得滚瓜烂熟：“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于是，中国展开了大规模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并且评选积极分子，召开代表大会和讲用会。1967年11月29号，林彪还用文革之前的一首颂扬毛泽东的歌曲中的歌词给中国海军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结果，这首《大海航行靠舵手》也成了文革最著名的标志性歌曲之一。
还有文革中在毛泽东和江青不断整治之中抑郁而终的周恩来。从1940年年底开始，周恩来作为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在许多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都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把毛泽东摆在中央书记处前边。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期间，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弼石曾经说：“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然而在文革期间的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毛泽东捧上了新的高度。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于是，仅仅几年前还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而吃不饱饭的中国人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把红旗插变全球”了。
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报》“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10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接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时，称毛泽东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回首文革(17)：红太阳落山
“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1970年11月，毛将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摘自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所着《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19页。
尽管当时中国对毛泽东还是一片“万寿无疆”的欢呼声，但是毛泽东隐约感觉到，他已经来日无多了。文革之初的1966年，毛泽东打倒了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文革中期的1971年，毛泽东逼走了第二个接班人林彪。毛泽东只好对中国的领导层重新布局。
毛泽东曾经想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官员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搞平衡。但是这两派一直水火不相容。
毛泽东承认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官员在管理国家日常工作上有能力，比文革派强。但是，他时刻担心这些老官员会否定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文革。
毛泽东欣赏文革派，特别是欣赏张春桥，也对自己的妻子江青有意栽培，但是发现他们同上层官员的关系都很紧张。毛泽东因此挑选了上海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进行培养，官至中共副主席，但是后来发现王洪文各方面都很不理想，而且依附于江青，于是打消了让王洪文接班的念头。
在毛泽东感觉这两派都不能完全信任或者托付全面大权的情况下，他的目光转向一批他从下边提拔上来的军政官员，包括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和汪东兴等人。
在文革中，各级领导机构组建的时候曾经提倡“革命三结合”，即所谓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实际上是老官员、军人和造反派代表的结合。1973年以后，这种“三结合”变成了年龄上的“老、中、青三结合”，以便形成接班梯队。
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三结合”有了另一层意思，就是老官员、文革派和从地方上提拔上来的官员之间的三结合。
最被毛看重的是华国锋。他1954年任毛泽东家乡湖南省湘潭的中共地委书记。1955年，毛泽东看中了华国锋写的三篇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文章，特别让他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且在会上介绍经验。从此，华国锋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文革前，他官至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在文革初期的1968年，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进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就任副主任。一年以后，他成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1970年2月，他成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年8月，毛泽东将他调入中央工作，同时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华国锋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华国锋就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周恩来去世以后，毛泽东出人意料地于1976年2月2日提名华国锋担任代总理。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泽东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任命华国锋担任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成为毛的实际接班人。
纪登奎，文革前夕是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曾经得到毛泽东的亲自关照提拔。文革初期，毛泽东亲自“解放”了纪登奎，使他担任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亲自指定纪登奎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在大会上讲话。纪登奎随后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林彪发生矛盾之后，毛让纪登奎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作为向林彪主管的军队“挖墙角”的重要棋子。中共十大上，纪登奎成为政治局委员，随后于1975年担任副总理，位列邓小平和张春桥之后。
吴德，文革刚开始时，彭真被打倒，吴德调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后来在中共十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陈锡联，解放军上将，1959年开始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在军中当时无论年龄和级别都算是中字辈。红军时代曾经是李先念的部下。抗战和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是邓小平的部下。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将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大、十大上，毛泽东都提名陈锡联担任政治局委员。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陈锡联成为副总理。
汪东兴，1947年担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名符其实的中南海大内总管。他是中共九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大的政治局委员。
这批官员的年龄都在四、五十岁，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入中共。文革开始时，华国锋44岁，纪登奎43岁，两个人都是1938年加入中共；吴德53岁，1933年加入中共；陈锡联51岁，1930年加入中共；汪东兴50岁，1932年加入中共。在文革前夕，他们多数在地方上任职，在中央没有根基，不属于任何派系，只忠于毛本人。
华国锋进京之后，对江青很尊重，关系一直不错。江青也曾经公开赞扬华国锋在批邓时表现出色。
据文革期间担任过副总理的农民陈永贵回忆说，华国锋曾经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
但是，在邓小平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以后，汪东兴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江青担任中共副主席，华国锋不表态，表示要请示毛泽东。江青因此对华产生不满。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1976年7月，汪东兴曾经说：“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议上骂这个骂那个。7月里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由上海帮带头围攻华国锋同志。”
纪登奎进入中央工作以后，曾经与四人帮关系密切，在批邓时态度积极。林彪倒台后，周恩来批极左。1972年12月，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表示：“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但是，军区政委纪登奎却随着文革派的腔调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
毛泽东不希望自己提拔的中间势力与任何一派关系过于密切，因此有一次毛泽东批评纪登奎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
毛泽东死后，华国锋准备除掉四人帮时，纪登奎表示同意，但是同时认为应该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显然与多数人要一网打尽的想法有差别。
吴德曾经积极靠拢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周恩来十分卖力。但是同时也与四人帮发生分歧。他曾经支持四人帮严厉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但是毛泽东死后，他又积极参与了除掉四人帮的活动。
陈锡联本来属于老派军人，但是颇得文革派赏识和毛泽东的信任，原因是他在文革中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关系密切。文革初期的1968年，周恩来将毛远新送到陈锡联那里担任他的联络员。当时只有27、8岁的毛远新不久便担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
毛远新在东北期间盛气凌人，一派公子哥作风，人际关系很差。但是陈锡联却能放下身段，对毛远新毕恭毕敬。毛远新颇为受用。
不过，陈锡联与老官员也一直保持密切关系。邓小平文革中复出期间，陈锡联对邓十分尊重，同时内心里对四人帮不满。例如，1975年10月，陈锡联曾经在乌鲁木齐与时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杨勇长谈，主要是谈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和四人帮问题。陈锡联后来积极参与了除掉四人帮的行动。
汪东兴曾经与林彪及其亲信关系密切，并且和他们一起在庐山会议上猛批张春桥，险些被毛泽东抛弃。汪东兴同江青的关系一直不好。但是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也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万万想不到，在他死后，拘捕江青等人的行动就是汪东兴亲自执行的。
关于毛泽东对身后的政局安排，毛远新在文革以后曾经说，毛泽东说过：“春桥，思想家，但是，业务不行，全局工作弱一点，不如总理。”“国锋可以主持全面工作，春桥、文元、江青、登奎、锡联、先念、吴德次之。”在这八位“顾命大臣”中，毛泽东基本上排除了老官员，而希望文革派同中间派合作。
但是，在毛泽东的安排中没有军方强人，而文革派最大的缺失就是军方支持。江青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
从1927年就开始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当然知道军队的重要性。文革初期在准备打倒刘少奇之前，毛泽东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的首都工作组，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并且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据吴德回忆，当时叶剑英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
1967年2月，毛泽东也说过：“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
文革中毛泽东要对付林彪时，也是先让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动一个师在北京附近待命。
为了让文革派控制一部份军权，毛泽东让王洪文成为军委副主席，让张春桥担任军委常委、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委和上海警备区政委。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根据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去指挥军队，但是实际上，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则有更大的说服力。
例如，无论以党内职务，还是军内职务来衡量，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上级。但是，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王洪文点名，许世友拒绝应声，弄得在场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尴尬。
许世友的儿子在一封信中写道：“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
可见，毫无军方背景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军中的职位只是虚职，真正主持军队工作的还是军方背景深厚的叶剑英和邓小平。
1976年批邓以后，叶剑英也受到波及。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一号文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决定让叶剑英“养病”，拿掉了他的“兵权”，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工作。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后，毛泽东说：剑英75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要下。叶剑英随后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尽管叶当时仍然是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但是，毛的安排为时已晚。林彪倒台以后，叶剑英利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便利，不失时机地和周恩来一起在军中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势力，不让文革派染指军队。
例如，在1975年6月，叶剑英曾经找每一个大军区和军种司令员和政委谈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帮”。因此，在文革派同周恩来、邓小平的争斗中，军队许多将领都抵制了文革派的插手。
即使是陈锡联在代理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也一直与叶保持联系，“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
本来，在1949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毛泽东在中国可以说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从刘少奇在延安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为中共指导思想开始，为了加强共产党的凝聚力，为了使中国人一心一意地顺服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制造了一个半神半人的毛泽东。
五十年代末大跃进的失败虽然使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但是毛仍然是中共的精神支柱。整个共产党仍然需要树立这个大家共同的领袖，以便对中国维持牢固的统治。刘少奇就毁灭在他造出的这个神手里。
林彪将造神运动推向新的高度，到头来也尝到了作茧自缚的苦果。面对“红太阳”的政治攻势，林彪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
造神的人无法打倒造出来的神。但是这尊神自己把自己打倒了。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中国普照了二十多年的“红太阳”似乎没有那么灿烂辉煌了。他自己似乎也清楚这一点。
据毛远新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当时说过：“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毛泽东竟然再一次保留了他的党籍，为邓在1977年东山再起，进而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提供了方便条件。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可能意识到叶剑英在军中的影响已经无法逆转，因此并没有彻底打倒叶。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临终前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叫到床边，包括叶剑英。毛见过所有人之后，特别再一次把叶剑英单独叫到身边。但是毛已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叶剑英到最后也没有弄清楚毛泽东到底想跟他说什么。但是这个举动完全可能显示，毛泽东认定，叶剑英是日后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
回首文革(18)：终结文革的华国锋
1976年9月10号深夜，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专门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照相的杜修贤被汪东兴召入中南海。在那里，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和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手拉着手，站在毛泽东的遗体前，杜修贤为他们拍下了一张纪念照。
在这张照片中，有7个人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毛远新则是代表毛泽东参加政治局工作的联络员。据杜修贤回忆，照相显然是事先商量好的。四人帮愿意和华国锋、陈锡联照这样一张像，这很可能显示希望同他们结盟，也可能显示了四人帮设想的在毛泽东身后应该出现的政治格局。江青前一天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可能也证明了这一点。
文革派设想的政治格局同毛泽东给自己身后安排的政治格局有所不同。
在毛泽东安排的中共政治局里：四人帮有政治局常委两人，委员两人。元老派有常委一人──叶剑英，当时已被剥夺军权和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政治局委员三人，其中刘伯承属于摆设，许世友和韦国清是住在外地的大军区首领。
其余的人是中间派人士，有人称他们是“文革受益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窜升是文革的结果。这些人当中有政治局常委一人──华国锋，委员六人──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德生，其中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纯属摆设。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海容等人时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从毛泽东安排的政治格局可以看出，他显然是要让文革派与“文革受益者”合作掌权，将元老派边缘化，不让元老派否定文革。
糟糕的是，江青和中间人士矛盾重重。早在1975年，江青就曾经对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向汪东兴汇报了这件事。那三个人先后都知道了这件事。可见，江青不信任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也不会同江青一条心。
被毛泽东委以军权的陈锡联尽管与四人帮和毛远新关系很好，但是他背着他们保持着同叶剑英和元老派的密切联系，骨子里和元老派站在一起。毛泽东刚刚去世，陈锡联马上连续两次提醒李先念说，四人帮可能要夺权，要当心。
这样，在这张8人照片上，可能与四人帮合作的就剩下华国锋了。他是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的意向举足轻重。当时，华国锋对两派都有些担心。
据陈永贵回忆，在毛泽东去世前几天，华国锋对他说：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办？他还说：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
显然，华国锋既担心毛泽东更信任四人帮，把遗嘱交给他们，更担心支持邓小平的元老派复辟。
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直接控制中共领导人警卫部队的汪东兴对华国锋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关键的作用。汪东兴与江青长期不和。他认定，如果在毛死后江青掌权的话，自己绝无好结果，因此他早有除掉江青的意图。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1976年7月的一天，汪东兴对他说：“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怎么样？”汪东兴还告诉李志绥说：“我同国锋同志讲过。他说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说，让她跑到天边上，我也要把她抓回来。”这说明，早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汪东兴已经在怂恿华国锋除掉江青，而且得到华国锋某种程度上的认可。
对于四人帮，元老派早已磨刀霍霍。许世友的儿子曾经写道：“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c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在毛泽东死前的1976年，王震就找到叶剑英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后来回忆说，他向周恩来请示此事，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坚决反对这种行动。
反观文革派，并无阴谋“篡党夺权”的证据。
1976年9月16日，四人帮控制的“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其中强调指出毛泽东的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而华国锋知道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实际上两句话在意思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华国锋认为是四人帮要夺取对毛泽东遗嘱的解释权。后来的事实证明，华国锋是小题大做了。
张春桥在1976年5月写给亲信徐景贤的一封信中说过：“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
不过，元老派当时毕竟不在权力中心，没有实权。
在这个时候，恰恰是毛泽东对接班人的安排给华国锋和文革派之间产生嫌隙提供了条件。
毛的这种安排也使华国锋觉得自己地位不稳。这时，汪东兴便说服华国锋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汪东兴说了些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汪东兴的话发挥了关键作用。
有一种说法是，汪东兴在庐山会议曾经支持林彪打击张春桥，因而向毛泽东写过检讨书。毛泽东去世后，江青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汪东兴怕江青看到这份检讨书，自身难保，于是怂恿华国锋马上干掉四人帮。这种说法还无法得到证实。
在另一方面，江青为人骄横拔扈，胡搅蛮缠，很难与人共事，就连同自己派系内的人也矛盾重重。例如，她在文革中最密切的盟友，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都先后与她反目为仇。
1975年6月，毛泽东曾经告诉邓小平说，江青告王洪文的状。他说：“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
在解决四五天安门事件时，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是否动用军队和武器镇压方面与江青意见不一。王洪文甚至顶撞江青说：“要带武器可以呀，要开枪也可以呀！反正我王某人不担这个罪名。”
对于江青的弱点，毛泽东十分清楚，说江青“积怨甚多”，要求她“要团结多数”。
毛泽东去世两天之后，华国锋找到李先念。
不过，李先念尽管害怕，后来还是去找了叶剑英。但是由于李先念的犹豫，叶剑英并没有与之深谈。过了一天，叶剑英直接去找华国锋，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汪东兴在9月11日也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
他们经过分析之后认为，由于很难控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因此不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只能采取人们所说的宫廷政变手段。
此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也多次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不过，具体行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个人知道，而且他们三人之间也是分别联系，并没有在一起开过会。
据汪东兴回忆，在这一期间，叶剑英同他谈过五次。他们约好在10月1日国庆之后准备10天再动手。但是叶剑英后来觉得需要提前动手，并且在10月2日提出要“以快打慢”。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后来的调查和审查结论都证明，这篇文章并不是四人帮指使或者授意发表的。不过，华国锋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误以为这是四人帮要动手的信号。于是，他在10月4日和5日分别与叶剑英和汪东兴见面，决定提前在10月6日动手。
10月5日，华国锋打电话给在外地的陈锡联，让他即刻返回北京，和吴德一起调动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将北京严密控制起来，防止住在外地的军队或者城内有人采取支持四人帮的行动。
汪东兴亲自制定了抓捕计划，在行动五小时之前向中央警卫局局长和几个副局长布置了具体任务，并且亲自从中央警卫团挑选了几十个军官，和他们逐个谈话，交待抓捕任务。
1976年10月6日上午，浑然不知大难即将临头的江青同毛泽东身边的人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下午，江青到景山公园摘苹果、照相。
晚上，华国锋和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汪东兴亲自指挥，秘密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毛远新等人。
华国锋和叶剑英连夜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通报情况。叶剑英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并且获得通过。
四人帮垮台了，文革结束了。
早在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就对江青说：“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华国锋和四人帮等人谈到权力交接问题时说：“......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尽管这场中共内斗没有“血雨腥风”，但也是杀气腾腾。叶剑英在解释自己坚决不担任中共主席的时候曾经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陈云也曾经对使用抓捕的方法表示担忧地说：“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1976年10月6日，历史被毛泽东言中。只是，毛泽东不会想到，终结文革的是他钦点的接班人──华国锋。
回首文革(19)：上山下乡骗局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其实，上山下乡并不是文革的产物。它开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955年9月4日，由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抵达黑龙江省，由王震主持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垦荒点。随后，二十多个省、市组成了青年远征垦荒队，到北大荒垦荒。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达到高潮，一直持续了12年，一共有大约166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文革前，知青下乡多少还有一点自愿的成份。在官方的公开口径上，知识青年是去支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但是从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左倾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已经开始带有强迫的色彩。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2006年，中国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无声的群落》就是一批文革以前到四川大巴山区落户的老知青撰写的回忆录。这本书的主编，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就是1964年下乡的重庆知青。
到了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目的变成接受“再教育”。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1975年下乡的天津知青张虎臣说：“当时没有选择，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必然要下乡。”
在美国的作家巫一毛是1976年下乡的安徽知青。巫一毛：“当时，叫你去，你就得去。当时，能够扫马路都情愿啊，不要下乡。没办法。”
在乡下，知青遇到的问题比比皆是。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小学教员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诉说自己的儿子在下乡中遇到的生活困难。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于是，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间，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数百名女知青的情况。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查处，“不要手软”。李先念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结果，这些罪犯都被枪毙。
但是，李庆霖的信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知青的命运，反而掀起了另一次上山下乡高潮。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又有750多万人上山下乡。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1976年5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份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这时，知青都在想方设法回城。北京知青章明说：“越到后期的时候，士气就越低落，大家都是想着怎么能尽快地返城，用各种各样方法吧。”
当时，所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即使是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
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多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进入大学。中国国务院当时也承认，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
天津知青杨扬说：“同学们一个个走。谁的父母解放了，就走一个。谁走了，你就知道，她父母解放了。或者说，她的父母还没解放，但是他通过他的老战友转啊，到他老战友部队里当兵去了。”
人们一直在猜测，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毛泽东是带有乌托邦理想的诗人，想培养新型的无产阶级接班人。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知识青年在工厂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让“次先进”的贫下中农承担重任呢？而且，毛泽东以后再也没有对知青问题发表过任何具体指示。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显示，他十分清楚上山下乡问题重重。但是他只模糊地说要“统筹解决”。1976年，毛泽东对知青问题还做过一次模糊的批示说：“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
毛泽东对解决下乡知青问题既没有成熟的想法，也拿不出具体建议或者指示，更没有说过“再教育”需要多久才算完成。这些“革命接班人”在他心中的份量可想而知。
有人说，毛泽东在1968年要稳定局势，所以要把造反的红卫兵赶出城市。
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毛泽东从来没有明说。早在中共建政初期，这个原因就形成了。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
“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份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同年12月，毛泽东谈到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他说：“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随后，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7年4月8日，刘少奇主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指出：“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
这一切都充份显示，早在文革开始以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已经成为中国的既定经济政策。
文革开始以后，1966、1967和1968三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积压在城里，大约有1000多万人。此时，中国共产党再次动用上山下乡的既定政策。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1967年12月22日，中国教育部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毛泽东随后在1968年4月批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时说：“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分配。
当时，工矿生产规模比文革前还小，根本无法容纳更多的工人，结果只有农村和边疆可去了。
这时，中国官方借助文革的极左思潮，顺势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上浓厚的政治色彩，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把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引起热烈响应。仅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毛泽东平息了红卫兵运动，解决了城市人口问题，也就不再考虑这些知青的前途和命运了。
1976年，文革结束了。但是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7年和1978年仍然有大约220万知青下乡。而且计划在1979年下放80万知青。
不过，重新执政的元老派官员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78年3月，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表示，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却买了四个不满意，就是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
他说：“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终于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原则加上了“城市安排”这一条。
运动实遭否定 百万知青返城
此举让700多万在农村的知青闻风而动。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10月，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中共上层感到震惊，随即派出调查组。
1979年1月，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三万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连调查组组长和一些成员都不禁为之动容。
1979年2月，中国官方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到1981年，已经有600多万知青回城。在云南的知青的抗争促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摆。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时12年。先后有1660万知青上山下乡，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绝大多数知青耽误了学业和事业，失去了最佳竞争年华。上山下乡运动毁了他们的一生。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最后都返回了城市，用行动否定了这场运动。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向当年的知青或者他们的家庭道歉或者提供任何赔偿。只有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1981年10月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承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但在文革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回首文革(20)：超越国界的文革
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的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中国派出的使节、专家，首要任务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196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把《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发行到海外。据新华社1967年11月24日报导，文革一年，中国已经出版25种外文毛主席著作，共460多万册，发行到全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要革命，就要同修正主义做斗争。1967年发生的“红场事件”带有浓厚的文革色彩。在文革开始以前，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关系曾经最密切的社会主义盟友彻底决裂。
1967年1月，一批中国在法国和芬兰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文革，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批准和支持下，他们到红场的列宁墓去与“苏修”做斗争。他们在列宁墓前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赞颂苏联已经清算过的暴君斯大林。
这种做法既是对苏联的公开挑衅，也违反了在红场列宁墓不得大声喧哗的规定。苏联警察因此强行将中国留学生带离红场，送往飞机场和火车站，驱逐出境。
中国大使馆为他们每个人戴上大红花，称赞他们是反修英雄。这些留学生还在火车站大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苏联领导人的口号。
周恩来则发电报慰问这些留学生，并且通过中国外交部向苏联表示强烈抗议，说“苏联人民一定会起来造修正主义头子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粉碎修正主义的统治。”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发生边境武装冲突。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急于通过中苏热线电话与毛泽东直接商讨结束冲突问题。但是中方接线员竟对他说，“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当场挂断了电话，使中苏两国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通上电话。
但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却表扬这个接线生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在苏联的卫星国蒙古，中方人员散发毛泽东像和著作，利用华侨学校师生向华侨和蒙古人宣传毛泽东思想。蒙古政府因此宣布驱逐三位学校老师出境。
在中国外交部的指示和鼓励下，中方人员不顾蒙古方面的劝阻，坚持在火车站为这三个教师送行时朗读毛泽东的语录，喊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唱《国际歌》，结果与蒙古警方人员发生冲突。
此后不久，蒙古驻华大使馆的一辆汽车在北京友谊商店门口无意中压上一张掉在地上的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海报，车上的蒙古大使夫人和两个蒙古外交官躲进友谊商店，在场的中国人把司机揪下车，当场烧毁了这辆汽车。
中国政府向蒙古提出强烈抗议，说这是猖狂的反华行径，并且宣布把这个司机驱逐出境。这个司机在回国途中经过内蒙的二连浩特时又被揪下火车“批斗”了一顿。
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中国不惜牺牲国与国关系，其中许多国家在文革前与中国关系很密切。
1967年，中国在缅甸的大使馆和新华社分社在华侨中大力宣传文革，鼓励华侨学生带着毛泽东的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上学。缅甸政府下令禁止佩戴毛泽东像章和毛的著作，开除有关的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
1967年6月，缅甸因此发生反华骚乱，华侨学校、新华社和中国大使馆都受到冲击，造成十几个华侨和一名中国专家死亡。中国在北京组织了20多万人的示威游行，经毛泽东同意，人们喊出了打倒缅甸领导人奈温的口号。中缅关系彻底恶化。
在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斯里兰卡，中国外交人员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斯里兰卡政府的警惕，禁止毛泽东的画像和著作进入斯里兰卡，并且在1967年8月在一艘中国船上搜出准备偷运进入斯里兰卡的一箱毛泽东像章。斯里兰卡政府向中国提出交涉，中国却指责斯里兰卡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
1970年10月，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时，在大使馆门前挂出大标语写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无异于在一个民主国家鼓吹暴力革命。斯里兰卡政府对此非常不满。
在与中国非常友好的柬埔寨，在中国外交官和外援专家的组织和鼓动下发生了一些“造反”行动，迫使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政府驱逐了两个中国专家，并且限制华侨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禁止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的像章。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发表公开信说：“崇敬毛主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
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访问中国，要求中国不在柬埔寨宣传文革。但是周恩来却要求西哈努克“允许柬埔寨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
西哈努克表示，这等于“授权我们的中国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间进行颠覆活动”。
美国德拉瓦州立大学教授程映红说：“西哈努克就曾经要下令召回驻北京大使。后来是周恩来再三做了解释以后，他才没有这样做。”
巴基斯坦是中国最忠实的盟友之一。1970年，巴基斯坦两家报纸在报导台湾消息时把台湾称为国家。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国内报告说“巴基斯坦报刊反华”，建议外交部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进一步上纲，把“巴基斯坦报刊反华”说成是“巴基斯坦反华”，而且对巴基斯坦提出“强烈抗议”。
巴基斯坦外长解释说，那是报纸的说法，政府无法控制，但是并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但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代办傲慢地拒绝接受他的解释。于是，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指示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紧急约见中国总理周恩来。
这位大使见到周恩来之后，马上拿出一本文革时最时髦的《毛主席语录》，读了一段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然后他对周恩来说，印度攻击巴基斯坦的对华政策，中国应该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令事先并不知情的周恩来十分尴尬。
在同中国十分友好的非洲国家坦桑尼亚，中方专家在1967年把文革带到一个援建的纺织厂。他们在工地上竖起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牌，放毛泽东的语录歌和文革歌曲，抓走资派，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宣传“造反有理”，鼓动他们对坦桑尼亚政府造反。
不仅如此，中国还在文革期间加强了对各国共产党反政府暴力活动的支持。中共从1949年建政以后就一直在东南亚大力扶植和支持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输出革命。
1965年8月，中国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了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的长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其中说道：“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
当时的中共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区。中国可以以东南亚和亚洲地区为中心，先把红旗插到亚非拉，然后插遍全球。
为此，中共曾经直接支持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新加坡、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等国的共产党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的组织从事反政府暴力活动。
中国在文革前一直扶植和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的反政府暴力活动。1961年，马来亚共产党决定放弃武装斗争，准备以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的和平进程。
但是中共将马共领导人陈平等人召到北京，由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出面，要求马共坚持武装斗争，配合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东南亚“革命高潮”的到来。
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因此延长了二十多年。在这期间，中共向马共提供资金购买军火，并且于1969年1月在中国的湖南省益阳市建立了“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用马来语、泰语、英语和一些汉语方言进行广播。
1981年，在中共的敦促下，马共与政府和解，这个电台撤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劝说马共与政府和解的人就是当年劝说马共坚持武装斗争的邓小平。
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国家相邻的省份中有一些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国家的人属于同一个民族。毛泽东和中共明确地告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可以到中国的这些少数民族中招兵买马，扩大队伍。
1970年，毛泽东接见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时就提出让老挝共产党到云南的老挝族中去征兵。毛泽东说：“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还说，当年李宗仁和白崇喜的部队就有这些少数民族，很能打仗。
中国在文革前曾经保证不公开支持缅甸共产党，不允许缅共领导人在中国公开露面。到了文革，所有禁忌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在中国公开活动，在中国报刊上发表文章，煽动推翻缅甸政府。
毛泽东还批准在中国居住了17年的大批缅共成员回缅甸 开展武装斗争。中国派出部队护送他们进入缅甸境内的安全地带，而且在途中曾经与缅甸政府军发生过战斗。
中国还向缅甸共产党派出一些军事顾问，与缅共游击队并肩作战。文革期间，有大约两千名在云南的知青进入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其中有一千多人死在他乡的战场上。
狂热的中国人在文革初期还要同帝国主义做斗争。当时最大的一场“反帝反殖”斗争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次事件是香港左派暴动直接引起的。
1967年5月6日，香港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工人罢工，并且同警察发生冲突。香港左派乘势采用文革方式张贴大字报，进行抗议示威。港英当局派出警察强力镇压。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还在北京、广州等地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声讨港英当局，支持香港左派。一场香港的劳资冲突演变成一场中国政府同港英当局的冲突。
文革初期，一些广州的红卫兵就潜入香港，秘密制造手榴弹等武器，准备与港英当局进行暴力对抗。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香港左派在香港使用暴力手段进行斗争，包括进行暗杀活动。
1967年7月8日，在香港与中国大陆接壤的沙头角，中国民兵越界进入香港一侧，与香港警察发生冲突，中国边防部队也参加了战斗。结果有5名香港警察被打死。同日，香港市中心发生暴力示威，有人向警察投掷炸弹。
港英当局则以更强硬的武力手段对付左派，并且查封三家左派报纸，逮捕几十名报社工作人员。中国外交部立即提出紧急照会，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撤销停刊令，释放被捕人员。港英当局加以拒绝。
结果，北京一批红卫兵在8月22日冲进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殴打英国外交官和家属，焚烧了9辆汽车、代办处大楼和英国代办的官邸。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报导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然而毛泽东当时并不想强行收回香港，而是要继续利用香港与外界保持联系。因此，左派暴动实际上干扰了毛泽东对香港的设想。在当年12月，周恩来下令停止抗争，这次“反英抗暴斗争”以中方退让告终。
期间，一共有50多人死亡，800多人受伤，被捕的人将近5000人。周恩来后来说：“由于斗争的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但是直到1971年3月2日，周恩来才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英国公开表示道歉。
在1967年，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冲击的还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
根据中国出版的外交史，在1967年前后一年里，在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48个国家里，有将近30个由于中国宣传文革而同中国发生外交纠纷。结果，中国驻外领事馆由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三十多个减少到6个。就连一贯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北韩都曾经与中国发生分歧。
德拉瓦州立大学教授程映红博士说：“北韩处于中苏之间，不愿意明确地表现出袒护中共的立场。当时的红卫兵和激进左派就认为他们是所谓的‘朝修’，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看到这种宣传文革和毛泽东思想的方式效果很差，只好出面制止。
当时，中国对这种外交困境的解释是，这是“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结果。唯一一个同中国坚定地站在一起的是人口只有两百多万的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
中国当时的极左思潮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极为吻合，中国也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阿尔巴尼亚艺术家甚至把毛泽东1961年11月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谱写成歌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为当时少见的“外国流行歌曲”。
不过，1971年中国和美国改善关系之后，阿尔巴尼亚表示非常不满，说中国“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反目为仇”的事例也与文革有关。在1967年到1968年文革期间，秘鲁共产党的反政 府武装“光辉道路”的创建人古兹曼在北京受训，极其崇拜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回到秘鲁后，古兹曼分裂了秘鲁共产党，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光辉道路”派的领导人。
1979年，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联手逮捕“四人帮”，“光辉道路”派在秘鲁首都利马街头张贴出反对邓小平的标语。在中国审判“四人帮”时，“光辉道路”游击队用手榴弹袭击了中国大使官邸和中国大使馆文化处，以示抗议。
回首文革(21)：血统论和出身论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现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公开喊出了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
8月12日，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小组组长谭力夫和刘京联合写了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8月20日，谭力夫在一次辩论这副对联的大会上大肆鼓吹这种观点，使他在全国扬名。
这副对联、谭力夫的讲话、以及他和刘京的大字报在中国掀起一股公开讲究家庭出身的风气。以高干子弟为首的学生红卫兵自称“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谭力夫又加上资本家和走资派，变成“黑七类”。
当时，“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准戴毛泽东的像章，不准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也不准参加红卫兵。
全国各地兴起主要针对“黑五类”的“抄家”行动。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3万多户；上海的红卫兵抄了10万多户；武汉的红卫兵抄了两万多户。
还有一些地方对“黑五类”及其子女进行屠杀。例如在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在广西的宾阳县，20天里屠杀了3000多人。在湖南省道县，两个月里杀了4000多人，逼迫自杀300多人。
但是谭力夫等人没想到，中央文革表示不赞成对联的提法。1966年8月2日，陈伯达对红卫兵说，这种说法“不全面”。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8月6日，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对他们这种阶级路线分明的做法表示支持，但是建议将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于是，一首题为《鬼见愁》的流行歌曲应运而生，歌词是：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将对联和谭力夫的观点斥责为“反动血统论”。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
此时，大批高级官员开始受到文革的冲击，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1966年12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所谓的“联动”，公开与中央文革对抗，而且暗指毛泽东专制，想保护自己的父母。他们提出的口号包括“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江青太狂了”，“踢开中央文革”。他们还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不出一个月，“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00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逮捕。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
“他们对红卫兵的不满，以至于后来的抛弃，是由于他们进一步地要批判各级，包括一些高级干部，要批判老革命的时候，而这些红卫兵，由于他们不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就出来反对，中央才决定要抛弃他们。
“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强调出身，因为你文化革命革到老干部头上来了，他们去保老干部，所谓‘保爹保妈’，成了一支特别有力量的保守力量。毛和中央文革就翻过来把他们打下去。”
几乎在这同时，北京青年工人、“右派分子”的儿子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猛烈抨击了弥漫中国上下、以家庭出身决定前途命运的歧视行径。他指出，依照推行血统论的人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他写道：“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罗克的文章与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批判遥相呼应，在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反党的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入狱。
中央文革并没有像批判血统论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遇罗克的《出身论》。
在血统论上对立的两派人都进了监狱，但是却有不同的结果。1968年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了100多个被逮捕的“联动”成员。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些人，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谭力夫也于1968年5月29日被释放，而且改名叫谭斌，很快进入了那个年代年青人最向往的军队，还成为军官。
“尽管对联、血统论受到很严厉的批判，但是到后来，这些干部子弟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特别是到了后来上山下乡了，他们很多出身好的去当兵了，开后门干这样、干那样去了，等到一旦有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那么他们也是近水楼台。
“在工农兵大学生中间，这个干部子弟占的比例是超乎寻常的高，都反映了整个文革，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前的10年之内的时间里面，家庭出身的歧视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与此同时，遇罗克也以为有朝一日他会出狱。当年由于讲了几句对江青不太恭敬的话而被判处死刑的张郎郎曾经和遇罗克关在一起。
然而，尽管遇罗克批判的是中央文革批判的血统论，尽管遇罗克在入狱后向当局表示：“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我的日记可以证明我对党的热爱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是他再也没有重获自由。
文革结束以后，改名为谭斌的谭力夫先后担任过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以及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当年和他一起主张血统论的刘京则成为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鼓吹“反动血统论”的“联动”、谭力夫重新成为中共的“自己人”，而批驳血统论的遇罗克却惨遭灭顶之灾。说到底，血统论符合中共的阶级路线，而遇罗克的《出身论》与这条路线背道而驰。
中共在家庭出身问题上主张：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1968年12月26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道：“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这段话似乎是给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出路，但是实际上肯定了这些人带有原罪，需要经过教育才能在政治上和别人平等，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
再对照一下谭力夫在1966年8月20日那次讲话中说的话，他说：“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他的话显然反映出中共阶级路线的实质。
文革期间的中国人，从小到老，填写各种表格都要填上“家庭出身”，而且是要填上祖父的成份。只要祖父是地主、资本家，你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后代。政治审查要查到祖父那一辈，这叫所谓的“查三代”。
这种家庭出身要随着每个人的档案带一辈子，入党、入团、提干等等，统统受到歧视和影响。高干子女的命运则随着父母的命运起伏。父母被打倒，他们就遭殃；父母重新出山，他们也时来运转。封建世袭制和“株连九族”的味道极为浓厚。
实际上，中共文革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没有一个人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时曾经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周恩来说：“我弟弟周同宇，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周二人都表现出大义灭亲的情操，证明好人可以和坏人亲属划清界限。林彪则表明坏人的亲属也可以是最优秀的好人。
其实，根据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周恩来把弟弟抓到北京卫戍区，实际上是明抓暗保；而毛泽东不会不清楚，即使自己的父亲在世，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他们这番话显然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中国并没有详细统计当时有多少家庭出身不好的人。1979年，中共宣布为所有的地主富农摘帽。《北京周报》报道说，被摘帽的有400万人。据说在文革中有120万地富分子非正常死亡。以一家四口人计算，加上孙子辈的一代，全国至少应该有5000万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其它“出身不好”的人。
据中国官方内部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两百多万人，受到迫害株连的人达到一亿多人，超过中国当时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应该居多数。
回首文革(22)：毛式教育革命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就在不到两年前的1964年春节期间，毛泽东还在中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索性推翻自己的说法，一棍子把教育界打成漆黑一团。
8月8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当中直接呼应毛泽东的指示，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于是，伴随着文革的开始，“教育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文革第一年，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连在国外的留学生都被调回国休学一年，参加文革。
1968年8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文革派主要干将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96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不信任、鄙视和敌视态度十分明显。
随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纷纷进驻并且管理全中国的各类学校。
1971年8月，毛泽东批示下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对教育界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于是，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列上了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受毛泽东的影响，当时的人对知识分子存在普遍的鄙视，加上原来就认为知识分子迂腐，因此戏称他们为“臭老九”。
同样是在这种蔑视和敌视知识分子的气氛下，中国几乎所有学校的领导和主要教师都在文革中受到过批斗和迫害，其中高等院校的教授更是首当其冲。根据中国对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的统计，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教育界官员和教师有14万人之多。卫生部所属的14所高等院校有教授、副教授674人，其中有500多人受到过迫害。文革10年，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副教授从7800人减少到5800人。
1966年到1969年期间，中国的高等院校完全停止高考招生。从1969年开始，许多高等院校迁出大中城市，大批教师被下放。1965年中国共有高等院校434所，到1971年为止，全中国一共撤销高等院校106所，其中包括高干子弟云集的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院校。
在大学教育中，毛泽东尤其对人文科学的教育不满。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的确，在毛泽东教育革命的主张中，缩短学制是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在1964年就说过：“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制可以缩短”。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发出所谓的“七.二一指示”，再次显示他轻视大学文科和希望缩短学制的观点，而且提出了招收大学生的新方法。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于是，中国的大中小学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在学制上，中国将小学从6年缩短成5年，中学从6年缩短成4年。大学从4年缩短成3年。
从1970年开始，中国高等院校陆续招生开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招收“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工农兵学员”。
招生时强调政治。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将近9000名工农兵大学生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党员占46.2%，团员占38.1%，非党团员占15.7%。
招生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由于“领导批准”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日后“走后门”打开了方便之门。当年的重庆下乡知青、美国海因波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博士说：
“我就找到我们厂子里一个主管教育的书记，说听说大学要招生了，要考试。我来厂子里面已经将近两年了，我说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考一下。如果考上，我一定学好了过后回来回报厂子里对我的培养。他就说：“让我们研究研究吧。”那一年，他的女儿上大学去了，厂长的女儿上大学去了，还有那些厂的干部上大学去了。”
官员的子弟，尤其是高级官员的子弟很多成了工农兵大学生，甚至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和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这些当年还没有“解放”的高级官员的子弟。
邓榕就在回忆录中说：父亲多次向中央提出请求，争取让我和飞飞上大学，让孩子们受到高等教育。我和飞飞这次能够上学，完全是父母亲努力的结果。在当时，要想上大学可不容易。所谓“推荐”和“选拔”，是有许多的条件的，要出身好，要表现好，还要和领导关系好等等。实际上，很多人都是想尽办法去“走后门”、拉关系，才能上得了学。我们自己开玩笑，我们上学也是“走后门”，而且走的是毛主席这个最大的大“后门”，否则，凭我们这样“可教子女”的身份，又在僻远农村插队，根本不可能上大学。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邓小平的女儿邓榕1972年进入江西医学院学习，是那里的第二批工农兵大学生。邓小平复出之后，邓榕又转到北京医学院学习。这种“呼风唤雨”的能力，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能够做到。
实际上，毛泽东本人在当时就先后将十几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送入大学学习。他还特别阻止四人帮批走后门，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
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他竟然对四人帮说：“走后门这样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了，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即使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多数人也并不是普通农民的子弟。当年的一位工农兵大学生说：“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公社干部或者什么干部的子女占多数啊。那个比例当时比较多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大学招生取消了文化考试，而且规定初中文化程度就符合条件，因此学生入学时的文化程度很低。据北京市当时的一个报告说，北京市11所高等院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
1972年进入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工农兵大学生郭家政说：“高中生特别少，初中生多，还有小学生。所以成绩参差不齐。”
另一位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说：“当时我们那个年级是三个班，是按照文化程度来分班的。我们那个班基本上是高中生，还有一个班是中间那个班，就是初中那一段的。还有一些就是刚好上中学，那些人是小学毕业的，成绩是比较差的。”
当时大学的课程有三个主要内容，即：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同时，学生们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当时，工农兵大学生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1970年7月，文革派提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新方向，“必须批判资产阶级”，“革命大批判...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要抛弃旧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专业知识学习一减再减，造成学生知识贫乏，水平较低。1973年入学的这位工农兵大学生说：
“工农兵学员就应该是到工厂、农村去实习。当时也把我们弄到下边去支农，然后又到工厂里边当工人。总之耽误了很多时间。那么学习呢，也不考试，然后“批林批孔”，然后又“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业呢，也随便你作不作、交不交都行。写批判稿的时间很多。反正没有学多少东西。”
说到学习不考试，不能不提到当年“大名鼎鼎”的反潮流人物张铁生。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试图整顿教育，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中试行推荐和文化考试相结合的方法。
女工农兵大学生：“全部到县里边去考，还是推荐以后。推荐的是5个人还是4个人里边上一个。”
当时的文化考查非常简单，而且考试的时候可以看书。但是辽宁省下乡知青张铁生的物理化学考试只得了6分。张铁生十分清楚自己的能力，便事先准备了一封信，在考场上把信抄在试卷的背面。
他在信中一方面声称工作忙，为了集体利益，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同时表示“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在另一方面，他又说上大学是他“自幼的理想”，并且用央求的口吻说：“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考试之后，张铁生还四处找关系“走后门”。
但是毛泽东的侄子、当时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看到了他这封信。他和文革派一起指责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张铁生不仅上了大学，还入了党，成为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的领导人物和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们后来称他为“白卷英雄”。
结果，大学招收进行文化考试在第一年试行时就腰折了。高校中的考试制度也废除了。
在文革前，毛泽东就曾经指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多招一些贫下中农子弟，初通文字，有小学程度，就可以上共大。”
毛泽东的关心和赞赏也使江西共大得到文革派的特别青睐。文革中曾经以江西共大的办学过程为素材拍摄过一部电影《决裂》，用来配合工农兵上大学的教育革命。
毛泽东在1964年还曾经以孔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等古今中外名人都没上过大学为例，说明成功未必要经过正规教育。
从1970年四万两千人入学，到1976年，中国一共招收了94万工农兵大学生。据中国的统计，文革10年，中国少培养大专毕业生100多万人，中专生200多万人。因此造成中国在文革后一度严重短缺高、中级专业人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时候，在毛泽东公开鄙视知识分子的时候，各级实权人物却纷纷通过关系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大学，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一反常态，竟然也说起知识分子的好话来了。他说知识分子象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他说：
“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臭老九，老九不能走。”最后这句“老九不能走”借用了当时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反派头目座山雕的一句台词，后来成了全中国人们津津乐道的“名言”。
文革结束一年以后的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和原来的大学学制，文革10年积压下来的570万考生参加了这次高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越南抗法战争期间，韦国清1950年任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党委书记，参加指挥边境作战、奠边府战役。1955年任公安军副司令员，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年韦国清任广西省省长、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
1958年起，韦国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共广西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62年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 1964年兼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1964年12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韦国清在主政广西的20年中，根据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加速广西的各项建设，使广西的工农业生产、水利建设和国防、文化教育等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68年，造反派组织“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反对韦国清的领导，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支持他。韦国清向“四二二”发起攻击，由此产生大规模流血冲突。196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3年任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6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7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
韦国清也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九至十二届中央委员、十至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四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6月14日病逝于北京。
1955年王震开始在黑龙江建立军垦农场，主持开垦北大荒等拓荒事业。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2]。1956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部长。
1954年6月，时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乘火车离京前往黑龙江省汤原县视察，因为那里驻守着从朝鲜战场回国承担森林铁路修建任务的铁道兵第5师部分官兵。当时，他们一边做着工程扫尾工作，一边等待办理复员手续。列车一进入黑龙江境内，便驰骋在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上，王震惊叹万分：“北大荒真名不虚传。漠漠大荒，一望无边。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真是搞农业机械化的好地方！”
在驶往哈尔滨的列车上，王震兴奋地对随行的秘书说：“这一趟收获不小，一是为退伍兵找了出路，二是北大荒确实是大搞农业机械化的用武之地，三是一辈子就会两件事：打仗、种地。如今朝鲜停战，我也年近半百了，就带大伙种地去！”
返回北京，王震安排部署了在福建南平建鹰厦铁路工程指挥部的有关事项后，又于9月间匆匆北上，专程来到边境小城密山县。该县领导就着地图向王震详细地介绍了松花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完达山南北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地区有1000万亩可垦荒地的情况。王震抑制不住兴奋之情，连忙从密山县城赶到第5师驻汤原县营地，急切地对余友清说：“铁道兵部队的复员转业官兵到北大荒办农场，铁道兵党委已作出决定了。现在，你先带一支精干的先遣队到密山、虎林一带去进行实地勘察。今年冬天部队就进去，明年好开荒生产。记住！你们5师是打头阵的，得搞个样子，后来的要按你们的脚窝子走，要大发展，要‘母鸡下蛋’……”次日，余友清就带领先遣队出发了。时隔不久，当他返回把其在完达山南麓等地调查发现大片可垦荒地的情况向王震作了汇报后，王震高兴地说：“好啊，有这么大的荒原，我们可就有用武之地了。”遂当即决定先在虎林建立农垦基地，由余友清负责。
1955年元旦，以余友清为场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部队农场”在密山县正式成立，它是在北大荒建立的第一个军垦农场，拉开了我国大规模开发北大荒的序幕。当年，该农场即开荒14万余亩，其中人拉犁开荒4.65万亩；播种近4万亩，粮豆总产量3383吨。
1978年以后，由于国家对上山下乡政策做了重大调整，下乡人数急剧减少，大部分中学毕业生被允许留在城市，等待升学和就业机会。国家为改变上山下乡做法所做出的努力，还使一批在农村插队落户多年的老知青终于返归城市，但是，当这些青年为自己的归宿庆幸不已的同时，大部分原先下放到农村的青年仍旧滞留在当地，他们继续为自己的命运而苦恼。当时，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还比较困难，各大中城市无不受到沉重的就业压力，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近1000万下乡知青的返城和就业要求。结果，1979年前后，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集会、游行、请愿和哄闹政府机关的事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把它称为“爆炸性的问题”。由于各地知青都把“返城”作为基本的诉求，所以这次席卷全国的风潮又被称为“知青返城风”。
1979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接见了丁惠民等10名请愿代表。王震殷切地期望农场知青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把眼光放大一些，放远一些，立志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王震的讲话内容当时没有公布。一个月以后，当上海市发生了知青为返城卧轨拦阻火车的事件时，才在各大报纸上以《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景洪农场丁惠民等同志——勉励知识青年奋发图强建设边疆》为题，披露了讲话的若干要点。
１９６０年代中期，血腥武斗遍及中国大地，恰如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沉痛总结的那样：“事实上，全国各城市都发生了武斗事件，可以说无一例外。”毛泽东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也曾对美国人斯诺说过：“１９６７年７月Ｊｕｌｙ和８月Ａｕｇｕｓｔ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重庆武斗，只是这“天下大乱”里的一隅，但从这一隅，多少也能窥见这“天下大乱”的部分本质之所在。
１９６７年夏至１９６８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重庆见于官方记载的武斗，有３１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２４次，死亡６４５人。这个数据自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官方并没有对武斗做过完整的调查统计。具体到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专门研究该墓地的陈晓文据碑文落款辨识统计，“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１９６７年６月开始，最晚的到１９６９年１月结束。造墓立碑的高潮在１９６８年。”１９６８年，恰恰正是文革武斗发展到巅峰且即将迅速落潮之际。依据碑文，陈晓文还推算了墓园内具体埋葬的武斗死难者数目，认为“这座墓园大约掩埋了４０４名武斗死难者。”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根据陈晓文的统计，“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竟达５８。９％，２６岁以上的也达４６。５％”，这意味着，墓园内虽埋葬有红卫兵，但他们并非主体，将该墓园称作“红卫兵墓园”并不准确——“红卫兵”通常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既包括“文革”初期以高于子女为主体、集中出现在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包括各地方党政干部仿效北京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包括一度受“官办红卫兵”打压，后又受到毛泽东支持而逆转的“造反派红卫兵”。该墓园比较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
“红卫兵墓园”这个名称，源自２００９年底重庆市政府批准将该墓园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的命名。据参与命名的重庆市文物保护处副总工程师吴涛回忆：“我们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召集了２０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两次论证会，没有一专家有异议。大家只是讨论改用哪个名字。斟酌过武斗墓、文革墓等，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名为红卫兵墓园。”为什么不使用更准确的“武斗墓、文革墓”呢？不得而知。但这个不准确的命名，却恰恰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今人对当年那段历史的一知半解与欲语还羞。
大规模武斗与造反派内部分裂、争权有极大的关系
沙坪坝“武斗死难者墓园”里埋葬的，主要是当年的“八一五派”，其敌对势力是“反到底派”。两派的由来，按当年“八一五派”政委周家瑜的说法，“重庆武斗中激战的双方‘反到底’和‘８·１５’两派，原来属于‘８·１５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１９６７年２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８·１５’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８月１５日，周家瑜等率重庆大学、重庆师专附中等校学生４０００余人，前往重庆师专，与当时的重庆市政府支持的文革组织对峙到深夜。８月２６日，为纪念这次对峙，周家瑜等将重庆大学的造反组织命名为“八一五战斗团”。按周家瑜、郑志胜等“八一五战斗团”骨干的说法，他们之所以起来造反，与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在８月２日被市委支持的文革组织迫害致死有莫大的关系——“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９日中午，他（周家瑜）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郑志胜则说自己“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缘于郑思群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
周、郑等人的说法，或许是确切的，郑思群在主持重庆大学期间确有令名。但必须看到，即便没有郑思群的死，类似“八一五战斗团”这样旨在向市政府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也必然会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重庆出现。８月５日，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已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何其毒也”；８月８日，文革的纲领性文件“１６条”颁布全国，明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８月２２日，中央又出台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令的规定》。至此，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向各地方党政干部及其支持下的官办文革组织（包括官办红卫兵组织）夺权，已是大势所趋。周家瑜们在８月２６宣布成立“八一五战斗团”，显然与上述中央文件的号召有莫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伊始，绝大多数地方省委、市委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何在。吴德就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１９５５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１１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其基本应对措施，一是效仿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发起由自己的干部子弟主导的地方红卫兵组织，二是由党组织在每个省、市、区乃至学校组织起各种“官办造反派”，其造反对象，则继续沿袭反右的逻辑——高级知识分子郑思群就是在这种反右逻辑下被“官办造反派”迫害致死的。这些组织从经费、办公地点到人员的安排，全都受到党委支持，实际上起到了巩固各级党委政府的作用。毛泽东对此相当不满，其应对之策，是动员另一批造反派起来，把这些“官办造反派”（当时被称作“保守派”或“保皇派”）打下去。
但重庆的大规模武斗，并没有发生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大约在１９６６年底１９６７年初，造反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打垮了保守派（保皇派）。重庆也不例外，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里就说得很明白，“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晚，沙坪坝区１２个造反组织夺取区委、区人委权力，成立‘沙坪坝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而“红卫兵墓园”内“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１９６７年６月开始”。血腥的武斗更多地发生在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其分裂的原因，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在奉命“支持左派”的当地驻军的支持下，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２６日，以“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完成了对重庆市委和市人委的夺权，２月８日，４６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宣言成立了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但对这次夺权的合法性持有不同意见的一批造反组织宣布退出夺权，并攻击这次夺权是“黑市委的阴谋”，围绕着对革联会的态度，重庆的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各以“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为首，前者支持革联会，后者反对革联会。两派都宣称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动枪动炮动坦克的背后，有高层的鼓动和支持武斗从文革一开始就存在。但大规模的武斗，一直到１９６７年７月才开始出现，重庆也是如此。即便“八一五战斗团”分裂成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彼此势不两立冲突不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派也并没有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转折点出现在１９６７年的夏天。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武斗之风在区内蔓延，是从该年５月开始的，“５月２３日，两派群众组织在大坪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动用钢钎、铁棒、匕首。是月，……石油学校、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等单位均发生武斗。”到６月份，武斗规模已经较大，据《四川省志》，６月５－８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先后派出数千武斗人员前往支援”。但升级到使用枪、炮、手榴弹等武器，则始自７月８日的红岩机器厂武斗；７月２５日，重庆工业学校武斗中再次使用了枪支。其后，全市范围内持续出现“抢夺”国防工厂和驻军武器弹药的事件。到８月，重庆的武斗达到高潮，坦克、高射机枪、改装炮船等除飞机之外的一切军事装备，全部出现在武斗当中，参战及支援人员动辄上万。
重庆武斗之所以在１９６７年夏急骤升级，与高层此一时期的政策有莫大的关系。该年７月，毛泽东亲赴武汉处理当地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激进派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保守派则反之，且得到了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的支持。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武斗不断。保守派人多势众，有军队支持，在武斗中常占上风；激进派人数虽少，但有“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也拒不退让。据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披露，毛泽东的立场是明确支持激进派，但毛泽东亲临武汉，并未能够扭转局势，相反，在７月２０日发生保守派大举出动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事件（通称“七二０事件”）后，毛泽东当晚“悄然乘专机到上海”，王年一评价说：“被迫离开一地，这是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七二０事件”的第二天晚上，江青在与河南造反派谈话时说道：“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此前的５月份，江青接见安徽红卫兵，还说过“小青年，爱玩枪，玩一下也没什么关系”，这些话，无疑都是对武斗的鼓励。８月９日，林彪又说：“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具体到武斗中枪炮弹药的来源，据曾亲历成都武斗的学者徐友渔回忆：“到了１９６８年初，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入‘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分武器，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徐友渔，《我亲历过的武斗》，载《自由的言说：徐友渔文选》，长春出版社）重庆“八一五派”受到军队的支持，其武器来源大概与徐友渔所说大同小异；“反到底”的武器来源，据其领袖人物李木森回忆：“重庆的军工厂里有的是武器弹药，特别是在我们军工井冈山控制的厂里，成品库房里的枪是现成的。”
当时重庆地区从部队流散出去的武器究竟有多少？迄今未见统计数字，但可参考《重庆市沙坪坝区志》的一段记载：“１９６７年９月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沙坪坝区支左部队开始收缴各造反组织非法夺取的武器和车辆。至１０月底，共收缴各种枪支２７７８支，子弹１１万多发，炮１０９门，手榴弹９８３１枚，各种机动车辆６７架”。仅沙坪坝区即有如此规模，整个重庆市的状况，可想而知。
１９６０年代中期，血腥武斗遍及中国大地，恰如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沉痛总结的那样：“事实上，全国各城市都发生了武斗事件，可以说无一例外。”毛泽东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也曾对美国人斯诺说过：“１９６７年７月Ｊｕｌｙ和８月Ａｕｇｕｓｔ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重庆武斗，只是这“天下大乱”里的一隅，但从这一隅，多少也能窥见这“天下大乱”的部分本质之所在。
１９６７年夏至１９６８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重庆见于官方记载的武斗，有３１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２４次，死亡６４５人。这个数据自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官方并没有对武斗做过完整的调查统计。具体到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专门研究该墓地的陈晓文据碑文落款辨识统计，“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１９６７年６月开始，最晚的到１９６９年１月结束。造墓立碑的高潮在１９６８年。”１９６８年，恰恰正是文革武斗发展到巅峰且即将迅速落潮之际。依据碑文，陈晓文还推算了墓园内具体埋葬的武斗死难者数目，认为“这座墓园大约掩埋了４０４名武斗死难者。”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根据陈晓文的统计，“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竟达５８。９％，２６岁以上的也达４６。５％”，这意味着，墓园内虽埋葬有红卫兵，但他们并非主体，将该墓园称作“红卫兵墓园”并不准确——“红卫兵”通常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既包括“文革”初期以高于子女为主体、集中出现在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包括各地方党政干部仿效北京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包括一度受“官办红卫兵”打压，后又受到毛泽东支持而逆转的“造反派红卫兵”。该墓园比较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
“红卫兵墓园”这个名称，源自２００９年底重庆市政府批准将该墓园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的命名。据参与命名的重庆市文物保护处副总工程师吴涛回忆：“我们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召集了２０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两次论证会，没有一专家有异议。大家只是讨论改用哪个名字。斟酌过武斗墓、文革墓等，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名为红卫兵墓园。”为什么不使用更准确的“武斗墓、文革墓”呢？不得而知。但这个不准确的命名，却恰恰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今人对当年那段历史的一知半解与欲语还羞。
大规模武斗与造反派内部分裂、争权有极大的关系
沙坪坝“武斗死难者墓园”里埋葬的，主要是当年的“八一五派”，其敌对势力是“反到底派”。两派的由来，按当年“八一五派”政委周家瑜的说法，“重庆武斗中激战的双方‘反到底’和‘８·１５’两派，原来属于‘８·１５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１９６７年２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８·１５’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８月１５日，周家瑜等率重庆大学、重庆师专附中等校学生４０００余人，前往重庆师专，与当时的重庆市政府支持的文革组织对峙到深夜。８月２６日，为纪念这次对峙，周家瑜等将重庆大学的造反组织命名为“八一五战斗团”。按周家瑜、郑志胜等“八一五战斗团”骨干的说法，他们之所以起来造反，与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在８月２日被市委支持的文革组织迫害致死有莫大的关系——“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９日中午，他（周家瑜）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郑志胜则说自己“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缘于郑思群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
周、郑等人的说法，或许是确切的，郑思群在主持重庆大学期间确有令名。但必须看到，即便没有郑思群的死，类似“八一五战斗团”这样旨在向市政府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也必然会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重庆出现。８月５日，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已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何其毒也”；８月８日，文革的纲领性文件“１６条”颁布全国，明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８月２２日，中央又出台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令的规定》。至此，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向各地方党政干部及其支持下的官办文革组织（包括官办红卫兵组织）夺权，已是大势所趋。周家瑜们在８月２６宣布成立“八一五战斗团”，显然与上述中央文件的号召有莫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伊始，绝大多数地方省委、市委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何在。吴德就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１９５５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１１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其基本应对措施，一是效仿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发起由自己的干部子弟主导的地方红卫兵组织，二是由党组织在每个省、市、区乃至学校组织起各种“官办造反派”，其造反对象，则继续沿袭反右的逻辑——高级知识分子郑思群就是在这种反右逻辑下被“官办造反派”迫害致死的。这些组织从经费、办公地点到人员的安排，全都受到党委支持，实际上起到了巩固各级党委政府的作用。毛泽东对此相当不满，其应对之策，是动员另一批造反派起来，把这些“官办造反派”（当时被称作“保守派”或“保皇派”）打下去。
但重庆的大规模武斗，并没有发生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大约在１９６６年底１９６７年初，造反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打垮了保守派（保皇派）。重庆也不例外，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里就说得很明白，“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晚，沙坪坝区１２个造反组织夺取区委、区人委权力，成立‘沙坪坝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而“红卫兵墓园”内“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１９６７年６月开始”。血腥的武斗更多地发生在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其分裂的原因，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在奉命“支持左派”的当地驻军的支持下，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２６日，以“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完成了对重庆市委和市人委的夺权，２月８日，４６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宣言成立了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但对这次夺权的合法性持有不同意见的一批造反组织宣布退出夺权，并攻击这次夺权是“黑市委的阴谋”，围绕着对革联会的态度，重庆的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各以“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为首，前者支持革联会，后者反对革联会。两派都宣称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动枪动炮动坦克的背后，有高层的鼓动和支持武斗从文革一开始就存在。但大规模的武斗，一直到１９６７年７月才开始出现，重庆也是如此。即便“八一五战斗团”分裂成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彼此势不两立冲突不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派也并没有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转折点出现在１９６７年的夏天。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武斗之风在区内蔓延，是从该年５月开始的，“５月２３日，两派群众组织在大坪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动用钢钎、铁棒、匕首。是月，……石油学校、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等单位均发生武斗。”到６月份，武斗规模已经较大，据《四川省志》，６月５－８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先后派出数千武斗人员前往支援”。但升级到使用枪、炮、手榴弹等武器，则始自７月８日的红岩机器厂武斗；７月２５日，重庆工业学校武斗中再次使用了枪支。其后，全市范围内持续出现“抢夺”国防工厂和驻军武器弹药的事件。到８月，重庆的武斗达到高潮，坦克、高射机枪、改装炮船等除飞机之外的一切军事装备，全部出现在武斗当中，参战及支援人员动辄上万。
重庆武斗之所以在１９６７年夏急骤升级，与高层此一时期的政策有莫大的关系。该年７月，毛泽东亲赴武汉处理当地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激进派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保守派则反之，且得到了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的支持。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武斗不断。保守派人多势众，有军队支持，在武斗中常占上风；激进派人数虽少，但有“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也拒不退让。据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披露，毛泽东的立场是明确支持激进派，但毛泽东亲临武汉，并未能够扭转局势，相反，在７月２０日发生保守派大举出动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事件（通称“七二０事件”）后，毛泽东当晚“悄然乘专机到上海”，王年一评价说：“被迫离开一地，这是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七二０事件”的第二天晚上，江青在与河南造反派谈话时说道：“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此前的５月份，江青接见安徽红卫兵，还说过“小青年，爱玩枪，玩一下也没什么关系”，这些话，无疑都是对武斗的鼓励。８月９日，林彪又说：“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具体到武斗中枪炮弹药的来源，据曾亲历成都武斗的学者徐友渔回忆：“到了１９６８年初，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入‘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分武器，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徐友渔，《我亲历过的武斗》，载《自由的言说：徐友渔文选》，长春出版社）重庆“八一五派”受到军队的支持，其武器来源大概与徐友渔所说大同小异；“反到底”的武器来源，据其领袖人物李木森回忆：“重庆的军工厂里有的是武器弹药，特别是在我们军工井冈山控制的厂里，成品库房里的枪是现成的。”
当时重庆地区从部队流散出去的武器究竟有多少？迄今未见统计数字，但可参考《重庆市沙坪坝区志》的一段记载：“１９６７年９月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沙坪坝区支左部队开始收缴各造反组织非法夺取的武器和车辆。至１０月底，共收缴各种枪支２７７８支，子弹１１万多发，炮１０９门，手榴弹９８３１枚，各种机动车辆６７架”。仅沙坪坝区即有如此规模，整个重庆市的状况，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