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30
One red princeling Hu Shiying posted a photo of a private gathering of China's red princelings, in which a infamous red guard Song Yaowu appeared.
The party was hosted by Xi Jinping, then CCP Party Boss in Zhejiang Province. Others appeared in this photo includes Bo Xicheng (son of Bo Yibo and brother of Bo Xilai), Liu Yuan (son of Liu Shaoqi), Wang Qishan (son in law of Yao Yilin), Yang Li (daughter of Yang Shangkun), Chen Yuan (son of Chen Yun) among others. Song Yaowu is the women 4th from left in the front. Xi Jinping is 3rd from right in the second row.
Song, together with another Red Guard Deng Rong (daughter of Deng Xiaoping), killed their teacher Bian Zhongyun, the first teacher to be killed by students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cident opened an era when red guards across the country were mobilized to take over schools by violence. Many more teachers would be tortured and killed in the next few years.
One of those from whom Hu Jie got evidence was another teacher at the school, Lin Mang.In the film Lin states that the Red Guards beat Bian Zhongyun in a toilet room. He described one of the perpetrators as a tall, thin girl. Lin also stated in the film that Red Guards forced him to carry Bian's body after her murder.
Based upon subsequent additional credible evidence received,the tall, thin girl who Lin saw beating Bian was Liu Tingting, daughter of Liu Shaoqi, the president of China.徐静蕾的情人http://amocualg.blogspot.tw/2015/08/blog-post_99.html老芒克、王朔、叶大鹰(这人是中共权贵子弟跟六四屠夫之一李鹏家族是亲家关系)、何平、三宝、郑均、张亚东、黄觉、韩寒、佟大为、姚秀强（信息时报编辑,后辞职在新浪网站当编辑）、李琛（徐静蕾的前经纪人）、、、、、、
个个都是找情人、包二奶、玩劈腿的男人 王茂荣，男，1933年生，大连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到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第二室工作。文革中遭到攻击。1968年7月31日，在大连星海公园海边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是服安眠药以后投海自杀的。他死后13天，他的妻子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孩子。王茂荣死时35岁。他的骨灰没有被保存或安葬。
王茂荣在1966年结婚。1967年底妻子怀孕。他给孩子起好了名字，叫王建琴，但是，却没有能看到他的女儿出生。
因为王茂荣是这样死亡的，他的妻子从来没有告诉他们的女儿父亲的事情。他的妻子后来再次结婚，她就把孩子的姓改成第二位丈夫的姓，并另外起了名字。这是在文革年代受难者家属能做的保护自己的事情。他们的亲人被害死了，他们不能控诉和寻求司法正义，他们自己也要为有这样的“社会关系”而受到歧视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尽量让自己和死者的关系淡化，假如能够，他们希望全部遗忘。实际上，他们还不被允许遗忘：他们时常为他们和死者的关系而被攻击，也会遭到“下放”一类惩罚，他们经常被要求“自我检讨”他们的思想中是否有死者留下的“坏影响”和“毒根”。
王茂荣的女儿曾在姥姥家住了一段时间。在三四岁的时候，她听到姥姥念叨：“我怎么那么命苦呢？我的儿子、女婿都死了。”她想，我的爸爸不是在着的吗？但是，她敏感地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过了，那是她的家人不愿意让她知道的，她也从来不敢问。
王茂荣的岳母说“儿子、女婿都死了”，她的儿子叫杜孟贤。杜家住在大连市旅顺口区（现旅顺市）大井口村。杜家在1950年被划为“富农”，杜孟贤就成了“地富子女”，在农村里，除了所谓“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本人，“地富子女”就是最受歧视和压迫的人。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如此。到了文革中，对“四类分子”本人和他们的子女的迫害，就变得更加严重。杜孟贤文革前夕跟一些民工在四川修铁路。文革开始后，修路队解散了。家里写信劝他想办法不要回来，但是他回来了。回家以后，遭到“斗争”。杜孟贤上吊自杀。他死的时候30岁。因为“阶级成分不好”，他一直没能结婚。这在“地富子女”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女人和“地富子女”结婚，生下孩子又是“坏成分”的人。干部们解释说：如果不这样对待“地富子女”，那么“地富”年老死亡后，阶级斗争不是就要没有了吗？”――文革中有“革命大批判”高潮，“批判”的重点之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按照文革的逻辑，为了让“阶级斗争”不“熄灭”，就必须不断找出新的“阶级敌人”。 把老“阶级敌人”的子女当作“阶级敌人”来开展新一轮的迫害，是最为方便易行的做法。正因为如此，千千万万 “地富子女”中，杜孟贤这样的遭遇并非少数。
王茂荣的女儿渐渐长大。家里的户口本是锁在抽屉里的。有一天大人忘了锁抽屉，她翻看了抽屉，在户口簿上，她看到她的名字旁边，还有一个名字，是王建琴，已经被红笔划去了。她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过这样一个名字。她觉得害怕，好像自己有什么坏东西见不得人。上中学的时候，她的父亲的兄弟到学校门口来看她，她远远看到了，她又感到害怕，立即转身离开了。
后来，她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亲戚来给她送行，有长辈告诉她她的父亲也上过这一个大学，他们为她感到骄傲。到了北京大学，她的姑姑到学校来看她，这是她第一次和人坐下来谈起她的父亲。再后来，她毕业了，到美国留学。1998年，在北京大学100年校庆纪念的时候，学校制作了一张光盘，上面有100年来北京大学的所有的毕业生的名字。她在光盘上找到了她的父亲的名字。从1955年到1960年，王茂荣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她那时候才想：天哪，这个人真的存在过！
北京大学的第一学生食堂，曾经是文革中贴出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地方。毛通过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启动了大规模的所谓“群众运动”。这个地方在1980年代作了内部装修改建为大讲堂。1990年代又更换了里面的椅子。学校发起“捐椅子”活动，凡捐赠某个数额的钱的校友，可以在一把椅子上刻上其姓名。王茂荣的女儿为她父亲捐了一把椅子。――从竭力抹去所有王茂荣的名字和记忆的文革时代，到可以把他的名字永久保留在母校大讲堂的椅子上，时代终于不同了。
但是，没有人知道王茂荣的死亡是什么样的，这死亡是怎么引起的，更没有为他的死亡有追寻法律正义的努力。仅仅椅子上的名字是不够的。
王茂荣的女儿找到了笔者。她生在1968年，文革中最恐怖和黑暗的一年。她想要了解什么是文革，她的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父亲为什么会死亡。关于他，她知道很少很少。但是现在她希望知道。她在“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上看到了“肖光琰”的名字。肖光琰和她的父亲在同一个研究所内工作，也在同一个研究所内被迫害而死亡。
肖光琰的家在王茂荣家的坡下边，离得很近。肖光琰是年长的在美国得过博士学位的高级研究员，王茂荣是较年轻资历浅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常常一起到住处附近的劳动公园里打网球。肖光琰被指控为“特务”，在关押在研究所内的时候死亡，随后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自杀。他们之外，这个研究所还有多人在1968年被害死。
王茂荣的女儿出生在父亲死亡13天之后。现在她35岁了，也就是说，王茂荣已经死亡35年了。王茂荣死亡的时候，也是35岁，他如此悲惨地死去了。她的女儿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做博士后研究。他们有非常不同的生活，最大的不同是有没有选择的自由。造成不同的生活的原因是什么呢？当初为什么中国人连一点选择他们的人生的权利都没有呢？隔着35年的岁月，我们能提供一个回答了吗？
王念秦，男，成都市八中高三学生，住成都铁路新村4栋五门4号。1967年在四川发生大规模两派“武斗”，两派都有枪支。王念秦在教室中被冲锋枪走火打中大腿股动脉。他的同学不懂包扎，把手帕包在伤口的远心端。在汽车运往医院过程中，为避免另一派的道路检查而绕道也耽误了时间。王念秦死在医院门口。因为疼痛难忍，最后一句话是要同学再给他补一枪。
汪培嫄，女，1913年生，家住天津市，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曾经当医生多年，她的丈夫是医院的会计。1966年8月汪培嫄到北京东华门东皇城根街20号探望父母，正逢红卫兵抄家，她试图避开，被邻居看到，向报告红卫兵拦住了她。她很快就被红卫兵打死。她的父亲汪昭钧和母亲许兰芳也在同一日被打死。
汪籛 ，男，1916年生，江苏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副系主任。文革开始后遭到批判和大字报攻击，1966年6月10日在家中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时年50岁。
汪籛是北京大学在文革开始后第一个由于受到攻击而自杀身亡的人。
汪籛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跟随陈寅恪从事隋唐史研究，因此，在影响很大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提到他的名字。1950年汪籛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此后被提升为教授，在文革前，他还不属于“资产阶级教授”。
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取代原北大当局领导文革。原北京大学当局被指责为“反革命黑帮”。“工作组”到校后发动学生“揭发”和“斗争”。汪籛在历史系遭到攻击。
有历史系的学生把大字报贴在汪籛的门上。大字报脱落在地并且破碎了。关于此事，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汪籛看到大字报非常生气，把大字报撕了下来。一说是汪籛根本没有敢动大字报，是风吹掉的。当时，学生由此攻击汪籛撕毁大字报，是对抗和破坏文革。
汪籛不承认他撕了大字报。当时执掌学校的“工作组”命令汪籛照原样把大字报修补并且贴好。汪籛作了工作组要他做的事情，但是，然后就自杀了。
汪籛家在北大校园内朗润园公寓楼里，十公寓二层。住在他家附近的一位教授说，那天晚上他隐约听到了楼中有狂叫和撞击的声音，后来又平息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才听说，是汪籛自杀了。汪籛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吃下了大剂量“敌敌畏”。
“敌敌畏”是一种当时广泛使用的杀虫剂，瓶装。这种杀虫剂需要加入大量的水稀释以后使用。未加水的原装浓“敌敌畏”，对人体能有致命杀伤。汪籛以头撞墙，高声狂叫，是因为难以忍受的毒性发作后的巨大痛苦。等有人撬开了门进去，发现他已经不能救活了。
后来，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大学化学系教员卢锡昆自杀的时候，也是吃了“敌敌畏”。因为毒性发作后极其痛苦，卢锡昆用刀把自己的手臂砍烂了。
历史系的一位教师说，汪籛是个聪明并也相当骄傲的人，一直有些自高自大。他在文革一开始就自杀了。其实，后来历史系别的人遭受的人身侮辱、殴打、刑罚，比他遭到的严重得多得多。
这样议论汪籛，似乎有点太冷漠太缺乏同情心，但是这种说法确实符合事实。汪籛自杀的时候，掌管北京大学的工作组在理论上还不允许公然打人。他死去一个半月以后，北京大学的暴力性迫害发展到严重了不知道多少倍。红卫兵不但在北大的万人大会的主席台上就挥舞铜头皮带打人，也可以任意到教职员家里抄家和殴打他们。校园里建立了庞大的“劳改队”，有教员在“劳改队”中被逼喝脏水而中毒死亡，死后还被解剖尸体，以证明死者“对抗文革畏罪自杀”。根据笔者的考证结果，北京大学最早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以后，全国的每一个学校都建立了这样的“机构”，而且延续了至少两三年。
1968年，北大历史系有十多名教员被关进了学校的“黑帮大院”，也就是所谓“牛棚”，遭到长期的侮辱、殴打和折磨。后来，历史系也建立了本系自己的“牛棚”。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北大“黑帮大院”的故址上，1990年代建立了“赛克勒博物馆”，那里展览有一些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用过的石头工具，关于北京大学的文革历史，在北大校园却是不准开课的禁区。
后人永远难以想象，向北京大学历史系这样一个学术性的应该代表文明和理性的地方，在文革中能变得多么野蛮。不但红卫兵学生可以肆无忌惮地侮辱殴打教员，甚至有教员也在“批斗会”上出手殴打自己的同事。还有人捏造事实，“揭发”同行，导致别人受到更严重的迫害。人的尊严和生命被毁灭的同时，道德也被毁灭了。
汪籛死后，北京大学历史系还有另外三个人在遭到一系列的“批判”“斗争”后自杀。他们是：古代史教员李原，行政干部吴惟能，教授及系主任翦伯赞。翦伯赞是和妻子戴淑宛一起自杀的。也就是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被文革迫害而自杀的人，是四名工作人员加上一位家属。
历史系还有别的人受到严重迫害。向达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1966年9月17日，历史系的“有问题”的教员被送到北京远郊区劳动，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编成甲乙两组。向达在有“问题”更为“严重”的甲组中。向达得了“尿毒症”。两周以后，乙祖的人曾获回家一次，甲组的人不准回家。向达排不出小便，腿疼不能走路，却不准他看医生。到10月下旬，已经动不了了，送到城里，已经不能救了。向达在11月10日去世。
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在文革前一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她在校期间曾经参加“工作组”到北京郊区农村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学校为她特别配置了保安人员，尽力照料。审核村民的“阶级成分”时，历史系教师郝斌不同意李纳要把几个农民的“成分”划高一级的主张，曾和李纳争论。那争论也根本不严重。（要知道，当时把人的“阶级成分”划高一级，会给这个人和其家属子女带来大灾难。）文革开始后，1966年7月26日晚，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来到北京大学，在露天广场的万人大会上，江青讲话，指控郝斌“迫害”她的女儿。郝斌因此成为“现行反革命”。毛泽东死后，他才在1977年才得到平反。不但郝斌本人遭到长期迫害，连他远在沈阳和内蒙古的亲戚也受到连累。历史系的学者应该做一项研究，看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皇帝国王如此凶暴地对待他们儿女的教师的例子。
此外，在1966年汪籛死亡的同一时期，大约6月20日前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位青年教师俞伟超在“批斗会”后自杀。俞伟超1954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先后两次自杀。一次是触高压电，他被强电流打回来，没有死，但是双手的食指被烧毁。第二次是卧轨。在清华园火车站附近。幸亏司机较早发现了他，刹了车。他被火车头铲出去很远，臀部受了重伤。他活了下来。但是以后写字和吸烟，都只能用中指和无名指。1980年代初，他在北京大学开课讲“秦汉考古”，听的学生很多。学生自然就注意到他缺失手指的残疾。
1990年代初，俞伟超出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笔者曾经给他写信，询问文革中的事情。信寄往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然而几年过去，笔者始终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也没有收到被退回的信。
也许俞伟超先生没有收到信。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太大。历史博物馆是很大的机构，但是他既然是馆长，信会被送到他那里。也许是俞伟超先生虽然收到了我的信，但是却不愿意作复。不愿意作复的原因也可能是两种：不想违背北京当局的旨意来帮助记载文革事实，或者是因为他个人的历史，实在是太痛苦而无法下笔重述。一个人自杀了两次，这样的伤痛，不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太大了。以后，他还要带着自杀留下的缺失手指的痕迹活过继续进行的十年文革，这是另一种漫长的折磨。
但是，不管是什么理由俞伟超先生没有回信，笔者都深感遗憾。他是历史学学者，甚至曾经担任中国最高历史机构的行政长官，为什么不对记载文革历史提供帮助呢？他的痛苦，和他在同一时期自杀并且死亡的汪籛先生的痛苦，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文革受难，是历史最该关心的一部分。因为历史的中心关注点应该是人，而不是别的。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会找到勇气和力量，为这一段历史作出工作。
也非常遗憾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专门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部门，一直没有记录和报告文革中该系本身的历史。这里所记，是笔者向多人询问调查后得知的。
在北大历史系的历史中，还有一段是这个系的名字的消失。1969年11月，北京大学当局把教职员都送往江西南昌鄱阳湖边的鲤鱼洲荒地，让他们自己盖房子种地，那里也是血吸虫传染区。很多人在那里染上了血吸虫病。在鲤鱼洲，人员仍然按照按照原来的系编排，但是都改成用军队编制的名称。那时，历史系的名字是“八连”。家人给历史系的教员写信，地址是：江西南昌县鲤鱼洲北大八连。
王庆萍，女，1926年10月20日生，河北省正定县人，北京市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兼中共支部书记。1966年8月19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关押在校中。8月20日凌晨在校内坠楼死亡。死时不到40岁。当时她被说成跳楼自杀。她的同事和家属认为她是在遭毒打后被扔下楼去的。王庆萍身后家属有母亲、丈夫和三个孩子。
1978年，在毛泽东死亡两年以后，和很多文革受难者一样，王庆萍得到“平反昭雪”。她所在学校给其丈夫胡福生的工作单位发出公函，写道：
王庆萍同志的结论，于一九七八年九月经中共宣武区教育局党委批示，为：“王庆萍同志原任梁家园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不幸逝世。
请将与此结论不符的有关材料退回我校或代为销毁为感。
在此之前，在1972年，也给王庆萍做过一个“结论”。王庆萍的1972年“结论意见”，照录如下：
王庆萍同志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跳楼身死，仍以革命干部对待。予以结论。
中共北京第一四七中学党支部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同意学校意见，王庆萍的历史问题，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跳楼自杀，仍以革命干部对待。
中共北京市宣武区教育局委员会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王庆萍所在梁家园小学这时已经取消，校址归给第一四七中学，所以结论是由中共第一四七中党支部作出的。
这个“结论”仍然认定王庆萍是自杀，但是自杀在1972年不再以“对抗文革”解释，也不再以此开除共产党员的党籍。这是1972年和1966年的一个不同之处。林彪在1971年死亡之后，文革当局一度批判林彪代表“极左”，对之前被迫害的人的处理曾有所松动。（但是很快就又改变了说法，说林彪的问题不是“极左”是“极右”，并且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攻击孔子的“仁”的思想。）在这种大形势下，这个“结论”说，王庆萍自杀是因为“对群众运动不理解”，对她“仍以革命干部对待”。
1972年时王庆萍已经死亡六年之久，还能怎么“对待”呢？这里的主要意义显然是在于对待她的儿女。文革中株连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父母的问题会给儿女带来大量负面待遇。
至于更早的这一类文革对个人的“处理结论”，当时的做法是宣布后由权力当局保存在他们的机密人事档案之中，并不给本人或者家属一个副本。1978年以后文革受害者得到“平反”，上面下令全国各单位把这类有关材料全部烧毁。烧毁是当众进行的。目击者说，一个小学和中学这样的小单位，都有能装两个大旅行箱那么多的材料供烧毁。普通人可以观看焚烧过程，但是不准走近观看材料内容。焚烧材料，当时被解释说是为了表示“彻底平反”。但是实际上也是为了防止追究责任和记录历史真相。所以，这里无法转录1972年以前王庆萍所得到的“结论”。
至于1978年“结论”中说的王庆萍的死因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是因为这是当时的这类平反书的共同格式，其他单位也适用同样的措辞，显然这来自“中央”的统一规定。其实，王庆萍死亡的时候，“四人帮”之一王洪文还是上海的一家棉纺厂的普通干部，和王庆萍的死亡完全不相干。
把千千万万文革受难者的死亡仅仅归因于林彪和“四人帮”，显然是为了开脱文革的罪责，开脱文革的发动者和指挥者毛泽东的罪责。
王庆萍的死亡日子1966年8月19日,是个特别的日子。王庆萍的死亡，不但是总体的文革发展造成的，而且和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和检阅100万红卫兵学生直接相关联。那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在万众瞩目之中，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而且，听了毛泽东对其名字“彬彬”的评论后把名字改为“要武”。在此之前，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已经在8月5日打死了该校的副校长卞仲耘。毛泽东在8月18日的行动显然极大激励了红卫兵的暴力行为。随着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迅速普遍建立，暴力活动也立即在北京和全国全面升级，规模越来越大。王庆萍在8月18日红卫兵集会一天多以后死亡，显然就是这一暴力迫害恶浪的直接受害者。
1966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下令中学全面停课，中学领导人全部“靠边站”，由派去的“工作组”领导那里的“革命”，但是小学不停课。7月底，毛泽东下令撤走工作组以后，小学生也建立了红卫兵组织，“斗争”和打骂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在8月18日以前，王庆萍已经被“批斗”了几次。她被殴打，而且行动自由被限制。要获得准许才能回家。有一天晚上她获准回家，孩子们都已经睡了。她的母亲和丈夫看到她头发被剃了半边，即当时所谓“阴阳头”，身上有伤痕，脸上被涂过墨，已经洗不干净。
8月18日天安门红卫兵集会的第二天，王庆萍被押到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在那里和其他学校的领导干部一起被“批斗”。在那里，他们被红卫兵打得一塌糊涂。
在中山公园“批斗会”后，她被押回学校。
梁家园小学位于北京市宣武区果子巷。校中有一座四层楼。当天晚上王庆萍被关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第二天早晨，很早的时候，王庆萍坠楼。
几个小时以后，学校的人通知了王庆萍的家属。她的丈夫和母亲把孩子们放在邻居家，赶往学校，他们看到的只是王庆萍的尸体。
王庆萍的丈夫和母亲没有告诉她的孩子王庆萍的死讯，很多年都没有告诉他们。他们最早是听院子里玩的小朋友们说的。
王庆萍有三个孩子，当时的年龄分别为11岁、9岁、8岁。他们长大以后，慢慢知道了母亲已经在1966年永远离开了他们。他们对母亲的死亡一直心存疑问。如果他们的母亲真是自杀的，为什么连遗书都没有写一份呢？她有三个孩子，她不会不跟三个孩子告别。
梁家园小学的副校长季丽华，当时也和王庆萍一起被殴打折磨侮辱。她说：“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有想死的心，但是都不会走那一步。”
王庆萍坠楼前的夜里，有三个该校的老师去了关她的房间里。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中共预备党员。党员需要经过一年的预备期转正。这两个预备党员中的一个，因为一些事情，一年预备期满后未获转正，被延长了半年预备期。王庆萍是中共党支部书记，这个人认为王庆萍整了自己。
另外，王庆萍坠楼的时候，身体曾经撞在下一层楼的窗户上缘。如果她自己纵身跳楼，会躲开窗户，身体不应该如此贴近建筑物的外墙。所以，她的孩子和同事认为她是被打死后搁在窗台上推下去的，或者是在挣扎中被推下楼的。
1978年王庆萍得到“平反”后，她的大儿子胡大军写材料到宣武区教育局，提出他的质疑。宣武区教育局告诉他：“事实不充分”。他被驳回。
1966年夏天，北京有数千居民和教育工作者被红卫兵打死。1978年开始给死者“平反”，但是追查凶手是不允许的。这里收集的很多受难者的名字，但是打死他们的人中，现在了解到的受到处罚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红卫兵。这个中学的校长沙坪在1966年8月22日被打死。北京市教育局的一些人坚持要追查沙坪之死，但是很快被胡耀邦的有关政策挡住了。这个人的朋友很为她抱不平，说别人都没有事儿，为什么要处罚她？她受了什么程度的处罚呢？她1979年时在西安的军医大学工作，事发后军队将其转业回北京工作。
在1978年开始的“平反”中，邓小平和胡耀邦有清楚的政策：不追究凶手，不准提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在迫害中的作用，把罪责统统归于“林彪四人帮”，但是给受难者重新写“结论”，还给文革受难者的家属一点经济补偿。
从“一四七中党支部”在1978年8月15日所写的“关于王庆萍丧葬抚恤等费用申请报告”，可以知道给了王庆萍的家属2，190元钱。其中较大的两笔是：丧葬费240元，还有给孩子的生活费1，800元。王庆萍有三个孩子，当时最大的11岁。他们计算说，拟由王庆萍负担第二个孩子，每月15元，从1966年9月到这个孩子参加工作，十年的生活费是1，800元。
王庆萍的经历，在文革前夕的北京中小学校长中相当典型。她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在北京读中学的时候，接触了共产党的活动，她在194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当小学校长，级别为“小学行政一级”，她的丈夫是级别较高的军队干部。她不是如文革所指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她被“斗争”以至死亡，是因为所有的大中小学校长都被“斗争”，是因为毛泽东指他们是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笔者调查并写作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时候，没有能知道王庆萍的名字。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建立之后，有人看到这个网站，就通过网站上的地址给笔者送了电子邮件，告诉了她的名字和学校。以后，通过进一步的电话谈话和通信等等，了解了她的悲惨故事。但是，这个时候，网站已经被封锁了。王庆萍已经在1966年被害死，然后，在2002年，她的名字和故事，还有其他类似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还要在电脑网上被禁止谈起。
王人莉，女，上海半工半读工业大学（现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机械系理论力学教师。长得很美。文革中被指控有所谓“生活问题”，被“斗争”并且被剃“阴阳头”。她被惩罚洗厕所。王人莉喝洗厕所的稀盐酸自杀身亡。
王绍炎，男，浙江省萧山县第二中学退休教师，住浙江省萧山县临浦镇戴家桥。1967年夏天和妻子一起被“批斗”。王绍炎和妻子前后自杀。
王绍炎文革时已经退休，“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列为“黑五类”。1967年夏天，被“勒令”（这是文革时代的常用语）每日集中“请罪”（这也是文革时代的常用语，当时的全称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轻罪”）。一天，王绍炎及其妻子一起被叫至当地居民委员会“批斗”（这也是文革最常用词语之一，其实际内容，包括体罚，殴打，侮辱，以及用文革词语进行咒骂等等）。“批斗会”结束后，王绍炎的妻子被先遣回家。他的妻子回到家后，在床边自缢而死。王绍炎被释回家后，见妻子已自缢，即离家出走，第二天被发现已在附近田野中的一个池塘中投水自尽。
王升倌，号孝甫，男，山东人，北京市第三十中学校长。1966年，他被红卫兵学生打了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脑溢血而死亡。同一时期，第三十中学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
王申酉，男，196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他在日记中写了一些看法，因此 被送进监狱关了两年，留校“监督劳动”。1976年他给女朋友写了长信介绍他的政治观点和人生观。因为这些看法，他在1977年4月被判处死刑。三万人参加“公审大会”，宣判死刑后立即执行。他活了31岁。
《人民日报》老记者金凤在1980年到上海阅读了王申酉的案卷，金凤认为王申酉是张志新式的英雄。但是她的长篇通讯写好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人不同意发表。（见金凤《他，倒在了“两个凡是”的枪口下》，收入《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从金凤介绍的王申酉来看，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批评文革，赞扬周恩来，赞扬邓小平在1973到1976的工作，这些都高度符合在1978年以后当局的宣传口径。由此看来，在1990年代末仍然禁止发表王申酉的故事，应该不是由于王申酉的思想不能被接受，而是因为他的个人遭遇――因这些日记、书信和在监狱中的“供词”就被判处死刑如果得到张扬，虽然这发生在华国锋时代而且华国锋已经下台，这会引发人们对整个制度的质疑。对现在的当权者来说，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
金凤的文章还说：“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在一天内听取并同意了56个死刑判决案，平均每6分钟通过一个死刑案，王申酉不幸名在其中。”不知道其他55个人的案件是什么样的。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那个人和王申酉不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赞同周恩来或者邓小平，如果他们的看法，在文革后也仍然是和当权者的看法不一致的，那么又应该怎么样呢？
实际上，思想的正确或错误，与法律上的罪与非罪，是两个应该分开来的不同题目。
把有不同看法的人，甚至只是及其轻微的不同看法，哪怕只是在私人日记和书信中写到，或者只是在私人谈话中说及，都会被“揭发”“定性”，然后“斗争”、判刑、直至枪毙，是文革的特点之一，也是文革最残酷的一点。对于这一点，应该引起更多的注意和分析。
在王申酉被处死四个月后，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11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宣布文革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结束了。这是文革被正式宣布结束。王申酉死在“粉碎四人帮”和华国锋正式宣布文革结束这一段文革的返光回照时期。
王守亮，北京第25中学语文教师。文革中，1966－1968年间，红卫兵组织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被允许印行小型报纸和传单散发或者出售。王守亮收集小报和传单，他的妻子在苏联使馆当佣人，他们被指控把文革小报和传单卖给了苏联人，夫妇俩均被处死刑。
王淑，西安交通大学马列教研室讲师，女，江苏太仓人，1926年生。文革时因早年参加“三青团”的问题而被关押“审查”。王淑于1968年9月24 日跳楼自杀身亡。
王思杰，男，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在1966年夏天遭到残酷“斗争”后，和妻子儿女共四人一起自杀。
王松林，男，36岁，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1968年7月27日，被派作为“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进入清华大学。在学生宿舍10号楼里，被手榴弹炸死。关于事件背景，请看“韩忠现”。
王桐竹，原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俄文翻译，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处以“劳动教养”。1960年代初解除“劳教”转为农场职工。在1970年新年前后在南京与姚祖彝、陆鲁山、孙本乔等一起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有南京人记得，当时还组织了“知青”到每个街道控诉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
王祥林，男，医生，在南昌一医院工作。1968年被指控为“特务”，在“隔离审查”中自杀。请参看“高景星”。
王熊飞，男，上海浦东六里中心卫生院医生， 1968年，他的儿子王祖德医生因在私人谈话中说到“毛泽东中风曾请上海名医陆瘦针灸治疗” ，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后被判刑12年。王熊飞也被长期“隔离审查”。1969年，当他得知妻子和小女儿已经自杀，也在“隔离室”中上吊自杀。为一句议论，王家死了三个人。
王熊飞和他的妻子张启行都是医生，他们的儿子王祖德也是医生。
王祖德1955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念书时逢上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他当时是个刚满18岁的青年，还很天真。他觉得自己是个不懂政治的人，更不是一个会介入政治的人。在所谓“鸣放”时期，他没有写过大字报。只是在会议上，他对班里选班干部六人选六人的方式有过批评，认为等额选举的方式让人心理上觉得不民主。在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如章伯均被整成“右派份子”后，他也提出过疑问：这样搞的话，民主党派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看到班里他的要好同学被划成“右派份子”，他不由地在“批判会”上为他们辩解。因为这些，他几乎被定成“右派份子”。当时，他就读的大班六十个同学中，已有五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比例高达百分之八。仅仅因为“右派份子”的名额指标已“满”，他才得以幸存于“右派”之外。但他仍然是一个被“内部掌握”的“右派边缘分子”。到了文革，这些材料被抛出来，他就被称为“漏网右派”。
毕业时，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同学都被送去“劳动改造”。像王祖德这样虽然没有划成“右派份子”但被认为“有问题”的毕业生，在毕业生分配的红榜上没有名字。他们待分配了一段，才作为另类处理，分配了工作。王祖德被高教局分配到同济大学医务所。他清楚自己是被划入“另册”的人，但他仍然兢兢业业地做好一个医生。
文革开始，1966年，王祖德就受到“批斗”，他的家被查抄。在1949年以前，王熊飞和妻子张启行开过私人诊所。1950年代后，私人诊所不允许存在了，他们进了国有医院。他在浦东有名的好医生。他医术高明，工作积极，还当过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但是文革来了，新的革命需要新的敌人。1966年6月，《人民日报》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王熊飞医生的年龄和职业地位，使他立即成了革命的第一批打击对象。他的儿子则稍后。
王祖德自己是医生，父母是医生。在医生圈子里，王祖德听说，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风瘫痪，曾请上海名医陆瘦燕去北京为他针灸治疗。他对弟弟讲了这件事。弟弟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告诉了朋友。这件事被“揭发”出来，他弟弟成了“反动学生”，而且追查到王祖德。王祖德只是说到了毛泽东的健康问题，却立即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先是学校里贴出了有关此事的大字报，后来又“揭发“出他1957年的“漏网右派”问题，再“揭发“出他平日有过的一些对文革不满的“反动言论”。1968年一月，他被关进同济大学“学六楼”，遭到当时的所谓“隔离审查”。
“学六楼”后来被拆掉，位置在现在的留学生楼旁边。学六楼在1968年被用来关押被“隔离审查”的人。王祖德是第一个被关进去的。后来被“隔离”的人越来越多，陆陆续续关进来，一个人一间，两层楼全关满了。文革后的同济校长李国豪教授也曾被关在里面。窗上还造起了铁丝网。
当时掌管同济大学的是文革中建立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军队代表、 “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三方面组成。“革命委员会”建立后作的第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展“对敌斗争”。在学校中不经法律程序关押人甚至打死人，从1966年就已经开始，“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使这一套做法更加体系化和权威化。他们用整座楼来关押和审讯那些被认为是”反革命“和“阶级敌人”的教职员工和学生。
王祖德被“隔离”期间，几乎每一天都被审讯逼问，而且被殴打侮辱。整他的主要是学生，也有医务所的一些人。那时大学生都不上课，其中参加所谓“专案组“的人，夜间审讯可享受免费宵夜，还有机会用公款旅行作所谓“外调”。这些人没完没了地要他写“交代”，包括要他“交代”1960年到同济大学以后，八年来有过的“反动思想“和说过的“反动话“，等等。王祖德坦然地面对了自己的“问题”，对自己说过的话，他都承认了，从1957年学生时代的言论，到有关毛泽东健康的议论。他希望讲清楚之后，该怎么了结就怎么了结。
可是，整人者一心要把王医生的事情搞成一个“反革命大案“，作为他们进行“对敌斗争“的大功劳。那时每抓出一个“阶级敌人”或者“反革命集团“，学校里就贴出大标语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专案组”无休无止，提出根本无法满足的要求，要王祖德交出武器和发报机。
他们不满足于整治王祖德一个人，开始迫害他的整个家庭。同济大学的人到王祖德家数次搜查，其实什么都没有找到。他们说王祖德家是个“小台湾”，是个特务机构。他们把王熊飞绑架到同济大学，就“隔离”在王祖德附近的房间里。他们彼此不能见面和谈话。但是父子能互相听得见被打的时候发出的惨叫。这对王祖德是极大的刺激和折磨。
到1968年9月，王祖德已经被“隔离”了8个月。王祖德不断被“批斗”，大会小会地“斗”，也不断被殴打。他一次又一次数小时在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以“坐飞机”（指低头弯腰，双臂被折向后面）的姿势被“斗争“。几个月下来，他已经被打得不象人样子了。整整8个月，除了审讯和“斗争”他的人，他不能见到任何亲人和朋友。他能听到的唯一来自家人的声音，是父亲被打的惨叫声。在长期的肉体和心理的摧残中，他绝望了。他把绳子挂在“隔离室”的门框上，试图吊死自己，但是绳子断了，他没有死成。
在绝望和愤怒中，他作了两件特别的事情。在一次要交“交代材料”的时候，写上了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两句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觉得宁愿死，他再也不愿意这样活下去。他写下的白居易诗句当然被视为是一种反抗，因此招来了打手们更残酷的殴打。此后，他用一节被打断了的眼镜柄，在墙上划了一些道道。（他在隔离室中被打的时候，眼镜框子被打断，断下很尖的一段。）他叫来“专案组”的人，说这是他写的“打倒毛泽东“的标语。他不愿意活了，他宁愿被关进监狱，他宁愿被枪毙。就这样，同济大学当局报告上海公安局要求逮捕他。1968年9月，在同济大学大礼堂，开了“批斗会”，宣布他被逮捕。他随即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被逮捕之前，他们再次毒打了他，他瘸着腿带着满身伤痕进了看守所。那时他30岁。
这时候，王祖德还不知道，因为这样一句议论毛泽东健康的话，使他们一家已经和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王祖德的小妹妹王祖华，当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因此被牵连，被说成是“反动学生”，受到“批斗”。她不能忍受人格的污辱，对着疾驰的汽车撞上去，自杀了。她死的时候，20岁。
王祖德的母亲张启行，当时58岁，同济大学的红卫兵到她家里打她，逼她。她无法承受这样的伤害：她的大儿子被“隔离”，她的丈夫被“隔离”，她的二儿子是“反动学生”，她的小女儿已经自杀。张启行在东昌路家中的阁楼上服毒自杀。因为家中无人，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离世几天了。
王熊飞在同济大学儿子的“隔离室”中被关了一段时间，又被带回他所服务的卫生院继续被“隔离”。他与外界隔绝，始终没有他所惦记的家人的消息。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不认识他的人，告诉了他东昌路有一家人母亲和女儿都自杀身亡，也就是他自己家的故事。他这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小女儿已经自杀，大儿子被逮捕，于是，在自己的“隔离室”中，王熊飞上吊自杀了。那是1969年。
在上海，在1968到1969 的这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材料，这样在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的人，有一万多个。这是上海的残忍，也是文革的残忍。
王祖德被关在上海第一看守所的二楼。当时复旦大学的教授王造时被关在一楼，王造时后来死在狱中。看守所里半夜也有人惨叫，肯定是在用刑。对他的审讯很快，因为他只希望速速了结，承认了所有的指控，包括当时最可怕的罪行：写反动标语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判决过程很快，因为那时没有法院和检察院的分工,没有辩护也没有上诉这些程序。在看守所关了两个月后，宣判他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刑12年。
宣判后，他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那里有十个监房。他被关在三号监。三号监有五层，每层有99个房间。三号监专门关“反革命犯”。当时监狱里的犯人分两类，一类是刑事犯，一类是“反革命犯”。他是后一类。王祖德是医生，监狱当局让他在监狱里给犯人看病。他登记犯人的姓名做病例。仅仅三号监，他登记过的“反革命犯”，有一万以上。
“反革命犯”被抓进提篮桥监狱后，很多又被送到别的地方，有青海、新疆和安徽。有时候晚上集合，几百甚至上千送出去。王祖德也差一点，他都准备好了。后来，可能是因为监狱当局对他印象比较好，要他留下来。
被判刑到了监狱以后，王祖德才被容许接见家属，才知道家里人的惨死。他的妻子是他在大学的同班同学。他在学校里被“隔离审查”的时候，他的妻子来送东西，可是不准见面。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才1岁。他的妻子一开始说，要等他一辈子。可是后来有儿子女儿受株连的问题，提出离婚，他也完全同意。
王祖德在监狱里抢救了很多病人。有的被打了自杀的。那里打人，但是看守人员不打，让刑事犯打。有些人已经疯了，却说是假的，也打。有的人被关进橡皮牢房，只有一平方米，四面都是橡皮，你去叫好了，没有人听得见。还有给人戴一个帽子，只有眼睛露出来，叫不出声，再打这个人。王祖德尽力治，不管是什么病人犯人，包括口对口呼吸。他说他只是在做，心情上已经完全绝望了。
1974年，他被减刑六年，这是非常非常少的情况。但是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他去了劳动仪表厂，是个“劳改”单位，有一部分“留场人员”。他作为“留场人员”，比囚犯有一点自由。
毛泽东在1976年死了。又过了两年半，1979年1月，王祖德全家被作为“冤案”得到“平反”。他的父亲母亲妹妹也都得到了“平反”。同济大学在大礼堂开会给王祖德“平反”。11年以前他在大礼堂中被“批斗”并宣布逮捕。他也回到了同济大学校医院工作。可是他已经家破人亡。
王熊飞一家如此悲惨的遭遇，究竟为了什么？
毛泽东五十年代中风，这究竟算什么秘密！？其实这在毛泽东自己的讲话中就已经被提到。1957年11月，他到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不能站着讲，他就此作了解释。这个讲话在文革中印行流传过，作为“反帝反修”的“伟大文件”。就是在这个讲话中，他说不怕发生战争，因为中国有六亿人，打死三亿还有三亿。这个说法震惊了世界，因为不但西方民主国家的领袖们无论如何不敢对他们的选民说这样的话，而且刚批判了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也觉得太疯狂。但是毛泽东这样说，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被认为是“有气派”。三亿人的生死可以由一人来定，还理直气壮地说出，这实在是中国人的极大不幸。
王祖德在私人谈话中提到了毛泽东中风，就被定为“恶毒攻击毛主席”，当时最严重的罪名。对王医生的这种定罪方式，是同济大学某些人一手造成的，同时，也是由当时的大政策决定的。这样的案例在当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例如，在北京大学，年轻的英文教师郑培蒂，被野蛮地打骂侮辱，关在北大自设的牢房中近一年。仅仅因为她告诉了室友，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曾经跟她的表舅同居，她被指控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
例如，在湖南省津市涔澹劳改农场，1969年关入一个姓傅的农民，他四十岁得了第一个儿子，高兴万分，他抱着婴儿不会唱儿歌，就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词改唱成“东方红，太阳升，我家出了个傅毛毛（儿子的小名）”。为此，这个农民被判刑7年。
王祖德医生，郑培蒂老师，这位姓傅的农民，以及那些犯了所谓“恶攻罪”的人们，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唱的歌，对毛泽东何损之有？但是，为了个别人的无上权威的确立，王祖德医生和类似的案件中的普通人，就要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和灾祸。为一句毛泽东请陆瘦燕医生针灸的传言，王祖德的一家，被害死了三个人，没死的也被整得死去活来。
曾为毛泽东针灸的医生陆瘦燕，也在文革中被害死。陆瘦燕是上海中医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医师。1969年3月，陆医生被“隔离审查”。他被“批斗”逼供。1969年4月27日，陆瘦燕在“隔离审查”中坠楼身亡，时年60岁。
医生的职责是治病。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来，他们的努力带来了医学的发展，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品质。他们是可尊敬的一个社会群体。但是，当政治的癌症了控制社会的时候，医生和所有的人都一起遭难，无法幸免。
这里记录下来的，只是王祖德医生一家遭遇的简单梗概。仅仅就是这梗概，也让笔者多次在电脑键盘上停下手来，悲愤难抑，无法继续。事实上，王祖德医生遭受的外在的和内心的折磨和痛苦，一定远远多于此。他是一个医生。他家的故事使人想起了《日瓦戈医生》，俄国人写的一部关于医生和革命的长篇巨作。文革在迫害人方面的严密程度和严厉程度，都史无前例。因此，和王祖德医生的悲惨遭遇相比，日瓦戈医生留下的诗和书信，以及那位替他保存了诗稿的兄弟，都显得几乎像是无法遥望的“奢侈”了。但是人类忍耐和追求的力量也许是相通的。希望有一天，王祖德医生会写出他的外在的和内心的历程，作为历史和人性的见证。
王一民，男，上海市外国语学院附中初二（5）班学生，学习西班牙语。因为不是“红五类”家庭出身，1966年遭到红卫兵同学殴打侮辱和抄家。他因此精神失常，跳楼自杀。
上海市外语附中是1963年开办的学校，1964年搬入全新的校舍。由于学校的特别性质是培养外交官和机密情报人员，这个学校的学生中有大量共产党高级干部子女。文革中这个学校的红卫兵非常暴力。王一民的一个老师说，王一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性格温和，会弹钢琴。文革一开始，因为不是“红五类”，王一民就成了红卫兵在学生中的虐待目标。她亲眼看到王一民在宿舍寝室里被站在四角的同学推过来打过去。由于在学校被殴打折磨，时刻处于恐惧之中，王一民试图躲在家里。红卫兵又去他的家里抓他，并且抄了他的家。王一民精神失常，几次试图自杀，最后跳楼身亡。
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也残酷殴打教员。有一次，打过教员之后，还强迫他们用舌头舔他们流在地上的血。
王莹，女，1913生，电影演员，作家。曾经主演话剧《赛金花》，据说因主演此剧而与江青结怨（江青争演主角失败）。1942年到美国，曾协助作家史沫特莱写作《朱德传》。1955年王莹从美国回国，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王莹在文革中被逮捕，1974年3月3日死在狱中。
王永婷，西安交通大学压缩21班学生，女，河南开封人，1943年生。1966年6月因在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上签名而被围攻，并被迫写检讨书32份长达162页。王永婷于1966年7月9日跳楼自杀身亡。
王蕴倩，女，苏州人，上海市四女中（现名市四中学）数学老师，1966年夏天被“批斗”后在校中跳楼自杀。
目击者说，王蕴倩自杀现场“惨不忍睹”。
上海市四女中位于上海徐汇区，是天主教建立的一所女校。这所中学是中国现代最早建立的女子中学之一，也是上海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据上海市档案馆的资料，该校创办于1855年，曾数度更名，先后取名崇德女校、徐汇女中、启明女中、汇明女中；1952年改名第四女中；1968年改现名，男女兼收。
1966年文革开始时，这所学校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当时仍然是女子中学。也就是说，那里的红卫兵也全都是女中学生。女红卫兵在当时毒打侮辱折磨教育工作者，也非常野蛮和残忍。这不是个别现象，在笔者调查所及的一系列女子中学里，打死老师，毒打老师迫其自杀的例子，是大量的。在北京，最早打死教育工作者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上海，市三女中的女校长薛正，被强迫吃屎尿。在穿单衣的季节，该校红卫兵学生把大字报用图钉固定在她的背上，也就是说，把图钉钉进了她的皮肉。
文革的领导人在煽动暴力迫害方面确实非常成功。他们的种种手法，如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大型集会会见红卫兵，实行全国免费旅行的“革命大串连”，在学生中以“家庭出身”划分森严等级，给予青少年对“阶级敌人”的生杀大权等等，把大批中学生，包括女学生，变成了既狂热又无情的行凶者。
王毓秀，女，浙江镇海人，1932年生，西安交通大学涡轮教研室实验员，被“审查”，1970年7月5日上吊自杀身亡。
王玉珍，女，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副校长，从1966年开始长期遭到殴打、侮辱和监禁。 1968年10月她从学校“牛棚”中逃出，和丈夫一起到北京西郊投河自杀。
王玉珍的丈夫是水利电力部的干部，不知道他的姓名。一位被访者说，他们的一个孩子叫顾义，1966年时是北京第31中学初中学生。另一个孩子叫顾家奇，1966年时是北京第33中学初中学生，曾经在内蒙古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插队。这样，王玉珍的丈夫应该姓顾。
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西城区，和中南海只有一墙之隔。该校有一批住在中南海一带的高干子女。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毛泽东和红卫兵在一起的多张照片中，有一张上有女一中的红卫兵学生，高干子女，靠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
在8月18日后不久，女一中就改名为“红大一附中”。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红卫兵取缔驱逐天主教修女会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参与学校中的四所，并介绍了女一中的新名字。
笔者访问过该校数名学生和老师。他们说，第一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人，是在8月18日以后严重起来的。
当时女一中没有校长，最高负责人是中共支部书记张乃一，被打得最厉害。红卫兵给她剃了“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又往她身上浇了粪水。粪水在受伤的皮肤上引起细菌感染，导致了败血症。张乃一的丈夫李达，是军队中地位很高的干部，但是他也无法出面保护妻子。幸亏有一位姓平的年轻教员，其父当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因为她是“红五类”又刚当教员不久，所以还能说服红卫兵，把发高烧的张乃一送到了医院。张乃一没有死。
一位管理宿舍的工友马铁山，被红卫兵指控为“富农”。他上吊自杀。
英语老师傅敏，是翻译家傅雷的儿子，钢琴家傅聪的弟弟（他们的名字连起来是“聪敏”一词）。傅雷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再遭“斗争”和抄家，于1966年9月3日和妻子朱馥梅一起在上海家中上吊自杀。傅聪在1958年出逃到英国，当时被控为“叛国份子”。身为老师，又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傅敏遭到学生“批斗”，投护城河自杀（女一中高中院后面是护城河），幸好没有死。文革后他离开了这所中学。
一名语文老师被“批斗”，精神失常。
王玉珍被剃了光头，被打得很厉害。她被关在女一中操场北侧的一间房子里，那里关了七个女“牛鬼蛇神”。她和另一位副校长佟沛珍都被关在那里。他们家里的人不知道他们被关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被打死。佟沛珍说：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人敢出来制止打人。我们找不到上级，不知道上级是谁。
和女一中一样都在中南海边一条街上的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建立了一个校园监狱，还挂了一个牌子，上写“牛鬼蛇神劳改所”。王玉珍他们被关的地方，就是女一中的“劳改所”。
那里的人还被带到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在那里，他们被打得满地血水。
除了毒打，还有人身侮辱。在“劳改所”里，罚跪是常有的事。长时间跪着，膝盖都跪破了，有人就用点布裹把膝盖裹上。这件事被“揭发”。为了用布裹膝盖这件事，红卫兵又把“劳改所”里的人“斗争”了一次。看管“劳改所”的红卫兵学生警告他们：你们不老实，卞仲耘就是你们的下场。卞仲耘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1966年8月5日被该校红卫兵活活打死在学校中。
所有的“牛鬼蛇神”都被起了一个难听的外号，每次点名要自报外号。“都是很难受的。”当佟沛珍老师这样告诉笔者的时候，笔者当时不知怎么反应。笔者同意，但是又觉得“难受”一词用在这里实在是程度不够。
1966年秋天，红卫兵把学校的“牛鬼蛇神”送到北京郊区的顺义县“劳改”。副校长佟沛珍摔倒了，一辆大车压过来。车上的人说，黑帮分子，压吧。幸亏车把式来了，把大车停住了。佟的右臂粉碎性骨折。
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审查”王玉珍的“历史问题”。王玉珍在1949年以前参加了共产党。1968年她被指控为“假党员”。罪名荒诞而又残酷。她被“隔离审查”，也就是关在校中自设的监狱里。有一天，她逃出了学校。
据说她逃出学校后，找到丈夫后，去了一个亲戚家。他们想找一个地方躲避“斗争”，可是那时候不可能找到。他们就一起到北京西郊投河自杀了。过了一些天，有人发现了他们的尸体，报告给公安局。公安局的人拿了王玉珍身上的衣服到女一中来给她的同事看。他们认出那是她的衣服。
王玉珍夫妇有三个儿子。文革开始时三个儿子分别为初一，初三和高一。他们因为都是中学生，所以当时都得下乡当知青。他们“插队”去以后，北京的家就没有了。文革后父母平反，他们被父亲所在单位水利电力部安排在下属一工地工作。
王造时，1903年生，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留学美国和英国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年11月26日被逮捕，罪名是“建立反动组织”。1971年8月5日死于上海监狱中。
王占保，男，北京昌平县黑山寨大队人，1949年以前是“地主”，因此在1966年8月和儿子被乱棍打死，孙子也被杀害。
据《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杨士，岳南，新世界出版社，北京，1997年，338页）记载，1966年8月，在离定陵不远的“黑山寨大队”，红卫兵把村中的地主份子王占保全家揪出“批斗”。王占保和他的儿子惨死在一顿乱棍之下。为了“斩草除根”，造反派头目又带人将其九岁的孙子从野地里抓回，活活将其撕成两半。
“定陵”是明代十三个皇帝的陵墓之一，是“十三陵”中唯一地下部分被掘开的，是北京的旅游点之一。“十三陵”地属北京昌平县。数位被访者提到，他们在文革中就听说昌平县在1966年8月残杀“地富反坏”和家属，和大兴县屠杀同时发生（关于大兴县屠杀，请见“方俊杰”）。其中有昌平县“中越友好人民公社”的“黄土南店大队”，在1966年8月底打死19人。然而，对大兴县和昌平县的1966年8月屠杀，关于死者的名字和人数，现在都知之甚少。
汪昭钧，男，北京东城区东华门东皇城根街20号居民，退休海关职员，1966年8月16日被抄家的红卫兵打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他的妻子许兰芳以及来做客的二女儿汪培嫄。汪昭钧被打死的时候近80岁。
文革开始的时候，汪昭钧已经近80岁。他的妻子许兰芳比他大两岁，是个裹过脚的小脚老太太。汪昭钧当了一辈子海关职员，这时已经退休多年。他们住在北京东城区东华门东皇城根20号。从街道名称就可以知道，他们住在从前的皇城的附近，北京城里比较古老的一个地区。他们家离北京妇产科医院和中国美术馆都很近。
汪昭钧和许兰芳夫妇不是很有钱的人，但是属于在北京生活水平中上等的人。他们住的小院的房子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有8个女儿，其中大半都当医生，有较好的收入，给他们钱支付日常开支。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第七第八个女儿都已经工作还没有结婚，和他们住在一起。文革前，他们和街坊邻居相处得很好。他们的邻居中有的人经济上比较困难，他们送给这些人衣服和鞋子等等，接济他们。
1966年8月，红卫兵在北京大规模兴起并且从学校“杀向社会”（这是当时红卫兵用的语言。）“破四旧”。红卫兵这一行动的主要打击对象之一，是北京拥有自己的房屋的人。除了被强迫交出房屋给政府，这些人在把房屋所有权交给政府之后，仍然几乎都被抄家以及被毒打，有相当一部分被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有的人还被活活打死。汪昭钧和许兰芳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抄家和打死的。
当时，红卫兵在北京散发传单，命令每家必须挂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汪家服从红卫兵的命令，马上买了毛泽东的画像。汪家堂屋里原来挂有一个大镜框，装着早已去世的汪昭钧的父亲的一张大照片。他们打开镜框，把毛泽东的画像放在父亲的照片上面，又把镜框挂了起来。
一个邻居领着红卫兵来抄家。有人向红卫兵报告，说汪家挂毛泽东的照片的镜框子里“有东西”。红卫兵打开镜框，看到汪父的照片。汪父穿的是老式的衣服，红卫兵硬说那是蒋介石的照片，是他们妄图“变天”的罪证。他们辩解说这不是蒋介石，红卫兵不听。
红卫兵很快开始动手殴打汪昭钧夫妇。他们自以为有足够的“理由”殴打他们：他们有房产，是所谓“房产主”，加上他们有老照片。
当时，他们的二女儿汪培嫄正从天津来探望他们。她见势不好，就往门外走，想要躲开。她走到大门口的时候，被一个邻居看到，指给红卫兵说：“那是他们家闺女。” 汪培嫄被抓住和她父母一起被打。她的五妹那天也在父母家，也一起被毒打。
她的五妹被打得在地上滚来滚去。她用双手紧紧抱着头部，所以她虽然受了重伤，但是没有被打死。汪培嫄被打了没有很久就死了。显然是因为在乱棍中被打到了致命部位，所以很快毙命。
汪培嫄和丈夫住在天津。她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当过医生，后来退职居家。她的丈夫是天津一家医院的会计。因为父亲生病，所以她从天津来北京探望，没有想到正遇上红卫兵抄家，和其父母一起被打死。她生于1913年，被打死的时候，53岁。
汪培嫄被打死后，她的父母继续被打。他们又被打了很久以后，失去知觉倒在地上。后来开来了运送尸体的大卡车。红卫兵把汪培原和汪昭钧许兰芳夫妇的身体都扔上了卡车。
汪培原和她的母亲许兰芳在被丢上运尸车的时候已经没有声气，但是她的五妹听到父亲汪昭钧还在呻吟，还没有死。尽管还没有断气，汪昭钧也被装上卡车运往火葬场，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那天来汪家抄家并且打死三口人的，是北京第26中学的红卫兵。
汪昭钧的四女儿住在天津，她和丈夫都是从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在天津，他们也被红卫兵抄家和殴打。她曾被红卫兵重击后脑勺，失去知觉昏迷倒地。
汪昭钧的大女儿也住在天津，夫妇俩都是医生。汪昭钧的大女婿是著名脑神经外科医生，他长肉赘需要定时经常检查，文革受到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大量“批斗”，没有能按时作有关检查及早发现病情，死于直肠癌。汪昭钧的大女儿活过了文革，2003年一百岁，仍然健康。汪家一直有长寿家史。但是，她的二妹汪培原，在53岁的时候就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
汪昭钧家北侧的邻居，是姓潘的一对老夫妇。这对夫妇的儿子在美国。潘老夫妇也被红卫兵打死。他们居住的那条街上，除了这两个院子的五个人被打死，还有别的人也被打死，他们的姓名和门牌号码，已经难以了解。
这就是1966年8月发生在北京皇城根街的故事。那里是“皇城根”，不是文明的边缘地带，也不是蛮荒之地，没有杀人抢劫的传统或者野蛮残酷的遗风。但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打人，打死人，而且是打死老人和妇女，忽然变成了平常的事情，一起又一起地发生。
笔者和汪昭钧的一位家人谈话的时候，她说，她的几个朋友和亲戚曾经劝她，不要和笔者谈话，免得引起麻烦。可是她想过以后还是决定和我谈话。她说：“我还不甘心。”笔者感谢她的合作和坦诚，然而也被她所说的“不甘心”一词所搅动。“不甘心”后面的宾语词是什么？其实，并不是不甘心不大声抗议，不是不甘心不向公众控诉，不是不甘心不采取行动反抗罪恶，不是不甘心不要求惩罚凶手，不是不甘心不诉诸法律寻求司法公正，不是不致力于改革社会防止灾祸再次发生，而仅仅是，不甘心拒绝笔者的采访。“不甘心”的后面含有的行为宾语如此卑微。这正是文革的余慑余威的一种反映。
王振国，西安交通大学零件教研室助教，男，浙江人，1936年生。王振国在文革初帮西安电力设计院的亲戚保存一份检查材料，因而被关押“审查”。王振国于1968年12月18日跳楼自杀身亡。
王之成，男，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生物系讲师，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被指控是“国民党特务”，多次被殴打。有一天，他被从家里拖到办公室，就死在那里。
王秩福，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药物化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投河自杀。
王志新，男，30岁左右，浙江省嵊县市崇仁镇四五村村民，邮递员。文革中，当地分为“联委”、“联总”两派，发生武力冲突。他参加“联委”，在下班途中，被“联总”一派绑架枪杀。死后留下妻子和两个幼儿。
王中方，男，1913年生，福州人，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193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68年7月王中方被“隔离审查”，罪名是“里通外国”和“特务嫌疑”。1969年4月28日王中方在被关的地方死亡。家属被告知王中方“割颈动脉自杀”。没有准许家属检查尸体。家属不相信他自杀。王中方医生死亡时56岁。
王中方的同事林庆雷， 刘俊翰，郑文泉，以及一位不知姓名的工友，被牵连于同一案件中并且也在同一时期死亡。
医生的职业，是超乎党派、阶级、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医生的工作对象是病人。人人都有生老病死，都需要医生的帮助。神经正常的人不会把医生当作敌对势力。但是在文革中，大批的医生受到“斗争”和迫害。王中方医生是其中之一。
王中方医生193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这是中国最好的现代医科大学之一，由美国人创办。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和美国开战，占据北京的日本当局把协和医院的美国医生抓进了集中营。王中方逃到天津，先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萨拉齐行医，然后辗转回到家乡福建，在福州乡下马江镇担任圣教医院院长。这是一所基督教传教士办的医院。王中方和他的妻子都是基督教徒。
1949年8月共产党开始统治福建。不久以后，王中方被政府关了起来。他被指控有严重罪行。情况是，1949年美国军队把一批红十字会的救济物资运到了福建港口。王中方的教会医院得到其中部分，是奶粉和衣服一类东西。收到以后，医院把这些东西散发给了当地需要帮助的穷人。新的共产党政府把王中方关起来，逼他把这批红十字会的救援物资交出来，或者，要交出这批物资能折合成的现款。王中方自然交不出来这批救济物资，因为已经散发了。他也交不出那么多钱，他卖了家里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结婚戒指，还是远远不够。他被逼给侨居海外的亲戚写信讨钱。最后，他在新加坡的一位亲戚付了一笔钱，其他在国内的几个亲戚也凑出一些钱，才被放出来。
这并不是王中方医生一个人的个别性的遭遇。有一大批医生被关押“审查”和被强迫作“自我检讨”。对医生的整治，是共产党执政初期的一系列震慑行动之一。对医学界来说，结果之一，是医院都被收归为政府所有，另外，原来由医生担任的医院领导职务，都改由共产党干部担任了。原有的从西方移植来的医院管理系统被大大改变了。
尽管有医院领导管理层上的变革，看病还是要由受过训练的医生来看的。1952年，王中方成为福建医学院的内科主任。内科副主任是医学院中共党委书记的夫人，也是内科的中共支部书记。共产党干部在政治方面显然掌握了很大权力，但是非共产党的医生在科一级还有一定的地位。这就是文革前医院的基本格局。
由于受到过良好的医学训练和富有行医经验，文革前王中方还担任一个为福建省高层领导人服务的医疗小组的组长。这和毛泽东要医生李志绥当他的个人保健医生情况相似。李志绥也受训练于西方建立的医学院。毛泽东下令把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划成“右派分子”驱逐到贵州省，李志绥为之求情毫无作用，到了文革又进而提倡“赤脚医生”，他自己却不会要没有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人看病。至于人民是否也需要这样的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医生，那显然不是他的考虑。
1966年文革开始，福建医学院的中共党委先把王中方这样的医生抛出来，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判。随后，教育和医学界的各层中共党委自己也被红卫兵打倒。而且，迫害发展为大规模的暴力性的人身侮辱和攻击。王中方受到了抄家剃头这一套迫害。
1967年，暴力迫害有所缓解。王中方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派去看门诊，算是一种惩罚。因为在此前，主任医生的日常工作是看住院部的重病人。王中方看门诊的时期，“门庭若市”。病人知道他是好医生，纷纷排长队来求诊。病人心里自然清楚医生的好坏。没有病人真的愚蠢到要用“阶级敌人”这样的概念来为自己衡量选择医生。
至今仍然有人坚持认为在文革时代有过“大民主”。实际上，在1967年，“群众”得到的，仅仅是“无限崇拜”毛泽东和残酷“斗争”“阶级敌人”这两项行动权利。如果群众真的有选择的权利，能表达他们的自由意愿，有投票的可能，他们会选择的，决不会是“斗争”王中方这样的医生。他们需要有良好训练的医生看病。可是，中国的群众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权利。他们只能在毛泽东的文革指挥棒下求生存。
1968年7月，王中方被“隔离审查”，关在福建医学院的牢房里。那时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高潮时候。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全国各地都疯狂地“挖”所谓“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每个单位都自设牢房，把单位里的“审查对象”关押起来，官方术语称之为“隔离审查”，老百姓则称之为“牛棚”。刑讯逼供，对被“隔离”的人来说是很普遍的事情。据说，福建省卫生厅的一个副厅长，被打得受不了，屈打成招，招供出来一个200多人的“反共救国军”。这些人也立即被抓起来审讯。王中方就是其中之一。王中方比其他人还多了一条罪名，是“里通外国”，因为他的哥哥住在美国。
“里通外国”在文革中被列为主要重罪之一。这是从古代留下来的一个词语。 “里通外国”的原意是说帮助敌对国家作危害本国的事情。
在文革时代和文革之前，普通人实际上连一般的和国外的亲戚通信通电话都做不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王中方犯有这项罪。但是文革的普遍方式是，先把人关起来，然后找证据，如果找不到，就长期关押这个人，刑讯逼供。 他们还有一整套术语，叫做“顺藤摸瓜”“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等等。王中方在医学院被宣布“隔离”后，接着，学校的“造反派”到他的家里抄家。因为是医生，要看急症，所以他就住在学校教工宿舍里。“造反派”在他的家里，把地面掘开，掘了六尺深，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王中方家当时连收音机都没有。抄家的人也搜了他的邻居的家，说邻居是王中方的收发报员。邻居家有一个收音机，他们硬说这是从事“特务”活动的收发报机。从福建省广播电台叫来了一个工程师，叫他鉴定这个收音机，证明这是“特务”使用的“收发报机”。那位工程师看到明明是一个普通的民用收音机，闭口不说话。抄家掘地的人也知道这不是“收发报机”，但是不肯认错，就在这个收音机上贴了一个封条，离开了。
王中方被关押在“牛棚”中。他家里的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这是1968年的“隔离审查”最残酷的一个方面。正式监狱有探视制度，被判了徒刑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允许在探视时间和家人见面。但是大量被“隔离审查”的人却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准家人见面或者通信。这种情况当时在全国的每一个“单位”发生，以致很多人都麻木得觉得这好象是一种原该如此的事情，没有意识到这是前所未有的践踏法律和人权的行为。当我们在申明被关在“牛棚”里的人是无罪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指出，建立“牛棚”本身是一项大的犯罪。
王中方从1968年7月开始被“隔离审查”，一直被关到了1969年。九个月过去了。1969年4月29日，王中方家人突然接到通知说，王中方在“隔离审查”的地方自杀了。
王中方的妻子被叫到停放尸体的地方，但是没有准许她细看丈夫的尸体。她问他是怎么自杀的。医院当局说，他是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了颈动脉，大量流血而死亡。
王中方的妻子提出要把王中方的尸体土葬。医院当局同意了，要她买了棺材来装殓。他妻子没有足够的钱。他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长子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那时候刚分配工作不久，家中只有上中学的儿女。她马上打电报告诉远在沈阳的长子。儿子把所有的86块钱，连同零头毛票都寄给了母亲。但是王中方妻子很快就被告知，王中方的尸体已经被火化了。她原来以为装殓棺材的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丈夫的尸体，没有想到永远不可能了。
王中方的妻子从来不相信王中方是自杀的。她认定，王中方和她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徒不自杀。他有信仰。他的信仰不允许自杀。所以，他不可能自杀。再说，王中方死亡的时候，已经被关押九个月了，如果他想自杀，为什么不早一点自杀？如果他是自杀的，为什么不给妻子孩子写一封遗书？如果王中方真是自杀，为什么不让她细看他的尸体？她坚决相信王中方是在被关押的地方被那些“审查”他的人刑讯逼供打死的。他们打死了人，然后欺骗家属说是“自杀”。
但是，当时王中方不但被宣布作“自杀”，而且是“畏罪自杀”。他的妻子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调查取证。
在文革后，虽然王中方得到了一纸“平反书”，但是，当时“审查”他的文字记录不对家属开放，调查也仍然不能进行。文革后的权力当局实行对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的政策，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在全国，都不允许受难者家属追查他们亲人在监禁中的死亡经过。在王中方的案件上，在文革后，也没有打人的人受到惩罚。
这个“里通外国”案，不仅仅害死了王中方。林庆雷，也是福建医学院的内科医生，他比王中方年轻，当时是主治医生。他是王中方的同事，也是朋友。他被牵连进这个案件。林庆雷也在审查中被宣告“自杀”。
在同一案件中被害死的，还有另外两位医生。
刘俊翰，是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脑神经外科医生。1919年9月生，福建省仙游县人，1949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当时是协和医学院）。刘俊翰在1969年5月6号跳楼死亡。众所周知，脑神经外科是高难度的工作，刘俊翰是作手术作得最好的医生之一。
郑文泉，是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皮肤科主任。1940年代从福建医学院毕业。他和上述三位医生一起被牵进同一案件中，1969年春天被宣布为“自杀”。
同一案件中被害死的还有医院的一名工友，和上述四名医生一起被牵进同一案件中，在同一时期被斗死了。非常遗憾，笔者没有能发现这位工友的名字。实际上，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并不只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虽然知识分子受到教育总是被当作攻击他们的借口，工友也一样遭到迫害。
上述四位医生中，刘俊翰医生情况的调查过程中，有些细节也是值得一想的。2002年，一位帮助笔者的人找到了他的妻子王希娟医生的电话号码，给她打电话询问刘俊翰医生的死亡日期和年龄等等。他的妻子也是医生，已经退休多年，由于缺乏医生，现在被返聘，上半天班。她在电话上说，她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先向领导报告。在第二次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说，她向福建医学院中共党委报告了，有人要问文革资料，是否可以回答。上面说，只要是事实，可以告诉。于是她告诉了刘俊翰医生的出生年代，从医学院毕业的时间，以及他的死亡日期，没有别的。
文革后长大的年轻一代可能活得比较轻松，不会认为需要为回答笔者的问题而如此紧张，定要先行请示医学院的中共党委。那已经是34年以前的死亡。而且，她也并没有提供任何可能存有争议的事情。但是从这样的反应来看，我们只能体会到文革造成的恐怖有多么深重。在1968年，这一个无中生有的“里通外国”医生案件，不但死了五个人，他们的亲人心中留下的伤痕，深得34年都不能痊愈。
在福建医学院，单单这一个案件，就造成了四名医生的死亡。笔者还无从得知总共有多少人在这个学校被害死。这四名医生分属内科、皮肤科和脑神经科。这些医生选择救死扶伤为职业，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才成为合格的医生。在缺乏训练良好的医生的中国，他们更显得宝贵。但是他们就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残酷地整死了。这是为了什么？
王中方的弟弟名叫王岳，是中国科学院福建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他没有像哥哥那样在文革中死去，但是在文革中也被关押了好几年，1974年才被“解放”。应该注意到，“解放”是文革时代当局在放人的时候正式使用的说法。这个说法表明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力先压迫人，然后恩赐一个“解放”。但是当时没有人敢质疑这种说法。文革后也没有人提起这一点。相反，文革后的官方报纸继续宣传要“感谢”“平反”，却不问最早是谁造成了灾难。
王岳也不是被关在正式监狱中，是被关在单位的“牛棚”里。他的罪名之一也是“里通外国”。他的“里通外国”也一样荒唐可笑，但是当时无人能质疑，现在也没有对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里通外国”案件作出解释和分析。
王岳在1941年到美国留学。他的导师SELMAN ABRAHAM WAKSMAN是链霉素的发明者，在制造抗菌素方面有重大成就。王岳是他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第十九人。他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回中国服务。
SELMAN ABRAHAM WAKSMAN生于乌克兰，后移民到美国，在1916年成为美国公民。他长期担任新泽西州的RUTGERS大学教授，经过十年的努力，发明了链霉素。这是在抗菌素青霉素发明之后发展出来的第一个抗菌素。链霉素对于治疗肺结核等疾病有特效。在链霉素之后，WAKSMAN教授还发明了别的抗菌素，对治疗人类疾病有伟大贡献。由于WAKSMAN教授在抗菌素研制方面的成就，他在195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王岳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也是WAKSMAN教授正在链霉素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王岳回国后也从事抗菌素的研制。在1960年代初，在中国国内研制“庆大霉素”的时候，王岳曾经写信给他的导师求教。据说他写信还预先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批准。早在文革前，与美国人通信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写有人民享有通信自由，可是人民实际并不享受这样的自由。WOKSMAN教授给往日的学生回信，和他讨论抗菌素的研制，并且提供了资料。文革中，王岳遭到“斗争”。王岳和WAKSMAN教授的通信，成为他“里通外国”的罪证。
王岳的罪证是由他的“专案组”罗织的。但是“里通外国”成为文革的重要打击目标，是由文革领导人制定的。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也就是文革中常常被叫做“公安六条”的，第一条就与此有关。这个文件编码是“中发[67]19号”。文革时代，这类文件指导文革运动，具有高于法律的效用。王中方和王岳被作为犯有“里通外国罪”受到迫害，显然首先是由于这个“公安六条”第一条的作用。
现在的人会无论如何想不通文革的逻辑：王岳和他的美国导师通信讨论制造抗菌素，怎么会成为“里通外国罪”。难道他们把“里通外国罪”定义为“和外国人通信”？在王岳和他的导师通信这件事情上，第一，这是一些关于科学技术的讨论，和政治与国家安全无关。第二，这绝对不可能和“出卖情报”“盗窃国家机密”有关，因为通信的双方，王岳和他的教授WAKSMAN，后者比他对抗菌素懂得多，美国的医药业也远比中国发达，在这种关系中，只有王岳可能从WAKSMAN教授得到资料，而不是相反。第三，作为结果，王岳领导制造了新的抗菌素，对千千万万中国孩子和成人的健康有巨大帮助。对这样有益于人类的贡献，应该大力奖励赞美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岳的导师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原因。但是在文革中，王岳成为残酷打击的对象。
这是残酷而且疯狂的举动，然而，不能仅仅归因于福建某些人的愚昧和虐待狂。因为这是文革的大方向决定的。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说，知识分子虽然不拥有生产资料，因为有“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打击对象。文革中，学校的重点打击对象是教员，医院的重点打击对象是医生。在把一大批人设定为文革对象之后，又发明了种种罪名，然后，用这些罪名来“斗争”文革对象。实际上，在文革中，在医院里，1949年以前就开始行医的医生，级别较高的医生，几乎都被“立案审查”。“里通外国”是常用的最严重的罪名之一。
这不仅是发生在王中方和王岳身上的故事。实际上，从文革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所谓“里通外国”的疯狂侦探和处罚，不但是为了迫害人，也是为了把中国人和世界绝对隔绝开来，不准人民和外部世界通讯来往，这是在愚化人民，不让人民知道世界上有别的社会制度和别的生活方式，不让人民知道在别处有比较好的生活比较好的社会制度。
对于外国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对人民的生活有很大好处的东西比如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和先进的医疗方法，文革当局拒绝学习引进。他们打击现代医学，“斗争”医生，把医院从城市赶走，用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毫不相干的名义。在他们设计的新社会里，普通的人民，只配享有一些仅仅受过非常少的医学训练的“赤脚医生”，却和世界的先进医疗技术无关。回到前科学时代的医学，就是他们没有说出来却清楚作出来的主张。
迫害医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个网站上，关于医生，已经有了上海同济大学王祖德医生一家受到的可怕迫害；有上海中医学院教授陆瘦燕医生的故事；有河北省黄骅县歧口卫生院的王炳尧医生的故事；有北京陆军医院的刘浩医生的故事；有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高景星的故事，有北京协和医院胡正祥教授的故事；还有上海第一医学院和第二医学院被迫害死的教授的名单。
王中方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同学章安郎，在厦门当医生，也在文革中被害，详细情况还没有了解到。据笔者的调查，在每一个医院，都有医生被“斗争”和“隔离审查”。文革中，有一大批医生被害死。但是，文革在这方面的罪恶，却还没有得到清楚的描写和记述。
在中国古代小说《三国演义》里，描写了医生华陀，他在民间行医，受到尊敬。当关云长中了毒箭，他给关云长刮骨疗创，治愈了关云长的手臂。这一小说里的著名片断塑造了能忍耐疼痛的将军关云长和医术高明的医生华陀两个英雄。后来，华陀被残酷多疑的曹操请去治疗头痛病。曹操疑心华陀的治疗方法是要谋害他，下令杀死了华陀。华佗在被处死前把他写的医疗笔记留给狱卒，希望可以传之后人。但是，狱卒的妻子烧掉华佗的医疗笔记。她说，华佗的高明医术给他带来了杀头之灾，她不愿意自己的丈夫学习怎么治病。
曹操的残酷在于，如果他怀疑华陀的医疗方法，他可以不接受华陀的治疗方法，完全没有必要把给千万人治病的受人尊敬的医生杀死。杀死华陀是一种罪恶。在《三国演义》里曹操被写作一个多疑和残忍的反面典型，杀死华佗是他被认为是坏人的原因之一。《三国演义》里描写的医生的故事是否确有其事也许已经无可考证，但是，从这个故事中传达的道德判断是非常清楚的。
曹操害死了一个医生，遗臭千年。文革领导人杀害了难以计数的医生，该当何罪？
王中方死了，他的弟弟王岳活了下来。1985年，王岳访问了美国。他见到了导师的儿子，却没有能再见到他的导师。WAKSMAN教授已经在1968年去世，享年80岁。他去世的时候，王岳正被关在“牛棚”里，不但不能为导师之死哀悼，反而正在为他们的通信而惨遭虐待。
如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曾经使用过抗菌素治疗疾病。在抗菌素后面发生过的这些悲惨的故事，跟健康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值得被知道。这些悲惨的故事，不是抗菌素所能治疗的，需要别的有效的疗救方法。
王宗一，男，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开始后，中宣部被指控为“阎王殿”，部一级领导被称为“阎王”，处一级领导人如他被称为“判官”。他被“揪出来”后，被剃光了头发，被命令每天早上到指定地点集合，在那里低头弯腰“认罪”，唱“牛鬼蛇神歌”，以及“劳改”。1966年9月９日他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42岁。他留下四个儿女和有病的妻子。
王宗一死亡的那天中午，他的上中学的女儿去找她的朋友，说她不知道为什么她父亲还没有起床。这个朋友陪她一起进了王宗一的卧室，发现他早已死亡。王宗一女儿的这位朋友的父亲是刘克林，也是中宣部的干部，当时已经跳楼自杀。
王宗一是十级干部，去过延安，资历很深。他死后，像刘克林一样，骨灰也没有保留。
王祖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1964级学生，同济大学校医务所医生王祖德的小妹妹。1968年，王祖德因说过“毛泽东中风曾请上海名医陆瘦针灸治疗”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关押和“斗争”，后来被判刑12年。王祖华受到株连，被指控为“反动学生”，受到“批斗”。她对着疾驰的汽车撞上去自杀。王祖华死的时候20岁。她的母亲和父亲也在同一时期自杀。请看“王熊飞”。
魏思文，北京工业学院院长及中共党委书记，男，1966年7月5日被上级宣布“罢官”。1967年10月30日被學生从家中押往学校，当晚在校中被毒打致死。
关于魏思文的死，笔者收集到一份当时发行的油印的“大字报选登”，其中有一份题为“魏思文突然死在北工东方红总部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的大字报抄件。该大字报是这样说的：
事件的发生
十月卅日，我北工红旗在魏思文（原党委书记兼院长）住房墙里（城内）查获了枪支弹药。
北工东方红不知如何偷听到此事，一会儿（即十一点多钟）一大卡车30多人赶到现场，强行破坏了现场，并把魏思文从家里押走。不知扔到什么地方呆了二个多小时，到下午二点左右，北工东方红用租来的小轿车把魏从城里运回学校，带进了东方红总部－－东体育馆，当晚就突然死去了。
发人深省的问题
（1）魏思文的黑线关系极为复杂。据我北工红旗调查，魏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一员打手，是彭黄的死党，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死党，是配合贺龙、罗瑞卿之流篡夺国防科研大权的一位得力干将，在统治我院十四年中，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形成了一个以魏思文和时文（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为首的一个反党集团。这样一个既是叛徒、又是关系繁多的黑线人物，突然死在北工东方红总部，这中间有什么奥妙？
（2）魏时反党集团在我院长期以来干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他们合伙残酷地镇压群众运动压住揭开我院阶级斗争的盖子。而当时中央去年7月5日罢了魏的官和今年四月十九日杨成武等同志说魏无疑是三反份子后，那些魏时反党集团的干将，都先后加入或者倒向北工东方红的怀抱，他们装着一副“打魏“的样子，其实他们至今一点也不揭发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魏思文突然死在北工东方红总部，岂不令人深思吗？
从这份大字报可以看出，对魏思文的死，写这份大字报的“北工红旗”并没有从法律或人道的角度提出任何问题，而只是质问当时对立一派的组织如何包庇“反革命”魏思文。至于另外一派组织“北工东方红”，所做的是把魏思文抓去并造成他的死亡。
当时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组织分成两大派，一派名叫“东方红”，一派名叫“红旗”。从这份大字报也可以看出，尽管两派组织严重对立，甚至发生武斗，但是他们对魏思文被“中央”定为“三反份子”方面，并无分歧。他们对于实行抄家、关押等手段也没有异议。他们的争论点只在于指责对方包庇魏思文。从这份大字报也可以看出，对于把一个大学领导人从家里抓走并打死这样一件事情，当时的学生组织并没有感到震惊。这是因为在文革中，这样的事情，到魏思文死亡的时候为止，已经发生了很多。当时的人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视之为平常的事情。最基本的法律“不准杀人”已经在革命的名义下被抛弃了。因为他们认为魏思文是“三反份子”，所以魏思文遭到不管什么对待，甚至被害死，这一点本身是不必追究不必关注的。他们关心的是质问对立派组织。这就是那时候人们的心态。
北京工业学院在文革中有18人被害死。这里只收集到三个人的名字。
关于大学领导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受到的血腥迫害，请参看“江隆基”中的第三节。
文端肃，女，76岁，湖南宁乡县汤泉乡八石头村村民，因为出身于“地主”家庭，1966年从汉口被驱逐到农村老家，1968年6月在村中被捆绑悬吊在屋檐下而死亡。
文端肃出身于一个大户人家，和一个土木工程师结婚，丈夫因病早逝，随儿子住在汉口。1966年8月，红卫兵驱逐城市里的“阶级敌人”，她被以“地主”罪名遣返回乡。去她的家乡坐火车、汽车后，还要步行80多里路。她的子女全部在外工作，文革中也遭到迫害，她的小儿子因“反革命罪”而坐牢。她的女儿曾经去看过她一次，看到76岁的老人不仅单独生活很困难，还要遭受村里“造反派”从精神到肉体的无休止虐待。
1968年6月间，当地“造反派”发起殴打“地主”，逼迫同村的一个农民把文端肃吊起来，这个农民拒绝，他们就叫这个农民的儿子去做。他捆绑了文端肃的双手，将她悬吊在屋檐下。老人被放下后就断气了。
温家驹，男，19岁，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学生，父亲是地质学院教员。文革中图书馆不开放，也找不到书看，1968年4月19日，他到北京大学自行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被发现。当时正是北京大学两派武斗的时候。“新北大公社”的人把温家驹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审讯”，毒打致死。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温家驹被打死后，孙蓬一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孙蓬一当时是北京大学“校文革”常委，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他也是被对发动文革有重要作用的北京大学“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
闻捷 ，上海作家协会负责人之一，著名诗人，在1968年曾经被关进监狱。他的妻子杜芳梅在1968年夏天跳楼自杀身亡。闻捷作为文革批判对象得到“解放”后，与原属文革领导力量圈子内人物戴厚英恋爱，被“四人帮”成员张春桥严厉禁止。闻捷被指控为“腐蚀革命派”。闻捷在1971年开煤气自杀身亡。当时48岁。戴厚英在文革后为此写了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翁超 ，男，上海黑色冶金设计院土木工程师 ，上海同济大学1940 年代初毕业生 ，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卧轨自杀 。
在文革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在恐惧中断绝了自己的社会联系，以求自保。但翁超的一个大学同学和好朋友，依然试图和他保持联系。当时普通家庭没有电话，这位朋友坚持每三个月给他写一封信，报平安兼问候，也不指望他回信。有一天他收到翁超妻子的来信，才知道翁超已经死亡一年多了。
